⑴ 德国作为科技大国，为何科幻小说发展始终不景气越详细分越高！！
也不能这么说，不过，国内看的外国科幻小说的确是美国作家居多，其实这和写作语言有关，现在英语是最为通用的语言，英语作品自然被翻译得较多。
还有就是德国人较严谨，相对比较缺乏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写作科幻小说必备的。
不过，你的一个观点我不赞同，就是你认为科幻小说作家只是作家，不会去了解专业理论。其实你是完全错误的。很多硬科幻作家，他们对于专业理论的了解不次于专业人士，甚至有些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专业人士所写的。
但科技不同
如果他有那个头脑写得出大作
那么他必然有着非凡头脑 必然会当科学家
这个我也不赞成。很多科幻作家都对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准确预言，国外的不说，80年代国内有一本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这本小说里，作者预言了很多后来出现的事物，其中就有无绳电话。事实上，前几年的无线市话命名为“小灵通”，就是对这本小说的致意。但是，这个作者只是一个作家，并不是科学家。
⑵ 80年代文学思潮之清除精神污染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有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
“清污运动”中的荒唐事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展之时，坊间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的是思想理论和文艺战线，而传达到下面，“不能搞”却变成了“清除”，而且还波及到社会经济和老百姓生活方式和个人爱好方面去了。
“清污运动”中，理论和文艺界首当其冲。如何分清精神污染和美化生活，在80年代初期，并非小事。一些人借题发挥，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为“淫秽照片”。
在“反异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商务印书馆在搞“精神污染”，甚至将当时青年的“思想混乱”归罪于读了西方译著。《读书》杂志也被批评宣传马列主义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承受了莫大压力。有人甚至要《读书》改变方针，办成辅导青年读书的杂志。据说，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为合并二为交出。包括范用、陈翰伯在内的几人轮流被谈话，他们一致据理抗辩，风波终于过去。
文革后的科幻文学方兴未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结果在“精神污染”运动中直接中枪，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 “举国繁荣”，直到今天。
“清污”波及到各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揭发、批判不断升级，好象第二次“文革”开始了，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期间类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断出现。例如北京市委大楼公然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扬：“共产党要‘四化’，周扬要‘一化’”。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在经济领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⑶ 刘慈欣说的80年代对科幻小说的大围剿是什么事
七十年来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流源的科普作家和科学技术界、甚至是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家都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科幻小说形式的反对，人民日报撰文公开批判科幻小说为“精神污染”。在这一时期，科幻小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科幻作者们纷纷放弃创作，从事技术的回归技术工作、从事写作的回归文学创作。
这一特定的时期要分两方面看。
其一，从外部氛围看，刚刚经历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一是渴望科学，需要真正的纯粹的科学技术普及、而非幻想，二是思维惯性，因为长时间的禁锢，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一些不符合自己的思维方式的东西容易上纲上线的批判，特别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
其二，从内部科幻作者团体看，在这之前的几十年中，科幻小说主要是由技术爱好者写作，鲜有具备很好的文学创作功力的作者，所以很长一段时期科幻小说一直是以类似“科普”的形式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会被科学界所批判，因为“幻”了就不科普了。
直到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科幻世界杂志的兴起，中国的科幻小说才重新振兴。
⑷ 关于科幻的疑问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创作到今天为止，已然有了百余年历史。
然而自鲁迅时代及其后七八十年时间里，科幻作品多以“普及科学知识”的面目出现，故而在非文学的功利性道路上愈行愈远。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说总是具有相对强烈的科学启蒙特质，故而在传统主流文学创作领域乃至科幻作者本身，大都将它归类到少年读物一类。
直到1978年以后，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幻作品以及以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为代表的科幻作者群体的涌现，几乎可以称作是中国科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这个阶段的科幻作品逐渐从少儿化向成人化转变，同时其中的科学元素从最初以体现传播和教育的功能为主的前台向着以设置背景为主的后台转变。也即从非文学的尴尬地位开始向着大众文学转移。尽管这些作品更多的是借用科幻的外壳，本质上依旧是冒险或者警匪小说（如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科幻设置在其中不过是背景），但其中也不乏拥有真正科幻内涵的作品。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例，死光作为一种道具，他小说本身起到相当大的情节推进作用。尽管小说本身的语言并没有任何出众之处，然而既然文章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就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主流已然认识到科幻小说这一游离于传统文学类型之外的作品类型了。
如果科幻作品在当时能够获得与他同时进入中国主流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品同等的地位，那么在当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中西方在文化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之下，科幻实现一次强而有力的走入主流文学市场，甚至开创一个中国式的“科幻黄金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今日，《科幻世界》杂志的崛起上得到充分印证：目前该杂志作为一份实际上质量并不算太高的读物，以平均三十万份、最高四十万份的月销售量稳稳占据世界科幻历史上科幻类杂志销量第一的位置。这几乎是六七十年代科幻作品在美国炙手可热的时候，所有的科幻类刊物的月销售量的总和。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
1983年上半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文学理论界中展开。科幻作品被定义为“精神污染”
1983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声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1]
与此同时，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也被提上桌面。该问题所关心的是科幻到底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在现今回顾这一段历史，搜寻这场争辩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很快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点：作为这样一场咋政策上决定一种在国内现实存在，在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名为“赛伯朋克”革命的文体之生死存亡的讨论，居然从来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
故而以科幻作者和科学家、科普批评者、文学机构上的领导构成的争论双方所关注的焦点，从科幻小说中所设定或者预知的科学构想，到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形态倾向性问题，进行了漫长而没有任何意义的争辩。
当时的科幻作者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他们大多是理科出身，对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的认识大多本身就没有太深刻和独到的见解；然而他们笔下所涉及的领域又往往并非他们自己所擅长的部分。故而面对着质问和批判，他们能够进行回应的，往往是在那些远离文学范畴、他们自己也不甚精通的各门类科学理论的诘问。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党政机构的一次次审查给予他们的日常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时科幻作者的“领头羊”郑文光突发脑溢血瘫痪，各大科幻期刊被勒令停业整顿。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选择了妥协的方式。以撰写科普作品出身，当时唯一的专业科幻作家叶永烈为例，1984年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不再进行科幻领域的创作，而是转向纪实文学方面的写作，算是为自己正了是作者而非科普工作者的名。
从1983年11月算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当时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彻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标签。各类科普杂志上不再发表科幻作品，图书市场无论是国外的作品引进还是本土作家的创作，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创性出版活动几乎都被彻底停止。
其时，著名科幻理论家吴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感叹：“现代科学精神在中国普罗大众中从来就没有生根。”
这一个阶段，曾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科幻领域的断裂期：没有作品，没有批评。仿佛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事物。
在一片缺乏科学精神的土壤里，作为承接和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科幻作品以及科幻作者大都是孤立无援的。而且以其内容的复杂性和思想的难以把握，它往往同时受到来自文学界和科学界两方面的困难包围。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一批作者，在这两重包夹之下，还多了一层无所不在的政治因素。
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随着《科幻世界》的壮大，中国科幻才逐渐开始迈出回复元气的步伐。但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潜伏期之后：“当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百废待兴时，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一起复兴，一起学习国外创作的先进经验。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科幻再一次复兴时，主流文学已经“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一个又一个文学思潮，作家们的写作水准越来越高，趋向成熟。科幻小说在这期间一直是一个零生产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当纯文学将国外的各种文艺思潮操练了一遍，出现多元化格局的时候，刚刚复苏的中国科幻小说在审美和艺术水准上只能望其项背，有些科幻作品在艺术性上还不如八十年代的作品。”[2]
不过显然，科幻作者和读者大多有些理想主义的倾向。甚至于其中很有一部分人对科幻这一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存在抱着类似于宗教精神的依恋和责任感。很多活跃在七八十年代的作者、读者，以及在90年代之后为科幻之复兴所吸引的评论者开始对科幻批评以及科幻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较为有代表性的有吴岩、星河、姚海军等。
从此开始，中国科幻逐渐走向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在1991年、1997年、2007年分别承办了三次世界科幻（奇幻）大会。除了更多地吸引了一大批科幻读者之外，它最为重要的功能是推进了科幻理论的发展。科幻，不仅仅是小说和电影。
纵观中国科幻的百年发展历程，总得说起来，大约有四次高峰。第一次是在世纪之初，科幻作为一种来自于西方，承载着“启蒙”的大潮奔涌而来，不过它的发展很快就在民族运动当中消亡；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那个时代的一切文学几乎都伴随着口号式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第三次便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的兴盛，然而本来应该是进入最为纯粹发展阶段的科幻作品，却又一次地被政治所压迫；第四次便是当下，落后于世界二十年的科幻，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只在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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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电影《流浪地球》取得巨大成果是否说明“国内文化创作环境不好”只是借口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⑹ 起点的小说 猪脚魂穿吧好像 那个世界有怪物看了会精神污染猪脚身体好像有个 书名
是《校园奇侠》 主角在小时候在登山的无意间释放战神和魔主两位老人，后一直在他身体里，是九天魔女 第四十六章 现代铸剑师
⑺ 网上的小说简直就是精神污染啊，为什么还会有人去看，花钱买垃圾
网络爽文简直就是屎，跟小学生写作文一样。处处透着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感觉。把自己意淫和幻想写在上面。
⑻ 从「精神污染」到资本香饽饽，国产科幻电影什么时候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创作到今天为止，已然有了百余年历史。
然而自鲁迅时代及其后七八十年时间里，科幻作品多以“普及科学知识”的面目出现，故而在非文学的功利性道路上愈行愈远。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说总是具有相对强烈的科学启蒙特质，故而在传统主流文学创作领域乃至科幻作者本身，大都将它归类到少年读物一类。
直到1978年以后，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幻作品以及以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为代表的科幻作者群体的涌现，几乎可以称作是中国科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这个阶段的科幻作品逐渐从少儿化向成人化转变，同时其中的科学元素从最初以体现传播和教育的功能为主的前台向着以设置背景为主的后台转变。也即从非文学的尴尬地位开始向着大众文学转移。尽管这些作品更多的是借用科幻的外壳，本质上依旧是冒险或者警匪小说（如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科幻设置在其中不过是背景），但其中也不乏拥有真正科幻内涵的作品。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例，死光作为一种道具，他小说本身起到相当大的情节推进作用。尽管小说本身的语言并没有任何出众之处，然而既然文章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就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主流已然认识到科幻小说这一游离于传统文学类型之外的作品类型了。
如果科幻作品在当时能够获得与他同时进入中国主流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品同等的地位，那么在当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中西方在文化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之下，科幻实现一次强而有力的走入主流文学市场，甚至开创一个中国式的“科幻黄金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今日，《科幻世界》杂志的崛起上得到充分印证：目前该杂志作为一份实际上质量并不算太高的读物，以平均三十万份、最高四十万份的月销售量稳稳占据世界科幻历史上科幻类杂志销量第一的位置。这几乎是六七十年代科幻作品在美国炙手可热的时候，所有的科幻类刊物的月销售量的总和。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
1983年上半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文学理论界中展开。科幻作品被定义为“精神污染”
1983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声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1]
与此同时，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也被提上桌面。该问题所关心的是科幻到底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在现今回顾这一段历史，搜寻这场争辩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很快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点：作为这样一场咋政策上决定一种在国内现实存在，在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名为“赛伯朋克”革命的文体之生死存亡的讨论，居然从来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
故而以科幻作者和科学家、科普批评者、文学上的领导构成的争论双方所关注的焦点，从科幻小说中所设定或者预知的科学构想，到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形态倾向性问题，进行了漫长而没有任何意义的争辩。
当时的科幻作者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他们大多是理科出身，对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的认识大多本身就没有太深刻和独到的见解；然而他们笔下所涉及的领域又往往并非他们自己所擅长的部分。故而面对着质问和批判，他们能够进行回应的，往往是在那些远离文学范畴、他们自己也不甚精通的各门类科学理论的诘问。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党政的一次次审查给予他们的日常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时科幻作者的“领头羊”郑文光突发脑溢血瘫痪，各大科幻期刊被勒令停业整顿。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选择了妥协的方式。以撰写科普作品出身，当时唯一的专业科幻作家叶永烈为例，1984年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不再进行科幻领域的创作，而是转向纪实文学方面的写作，算是为自己正了是作者而非科普工作者的名。
从1983年11月算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当时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彻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标签。各类科普杂志上不再发表科幻作品，图书市场无论是国外的作品引进还是本土作家的创作，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创性出版活动几乎都被彻底停止。
其时，著名科幻理论家吴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感叹：“现代科学精神在中国普罗大众中从来就没有生根。”
这一个阶段，曾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科幻领域的断裂期：没有作品，没有批评。仿佛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事物。
在一片缺乏科学精神的土壤里，作为承接和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科幻作品以及科幻作者大都是孤立无援的。而且以其内容的复杂性和思想的难以把握，它往往同时受到来自文学界和科学界两方面的困难包围。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一批作者，在这两重包夹之下，还多了一层无所不在的政治因素。
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随着《科幻世界》的壮大，中国科幻才逐渐开始迈出回复元气的步伐。但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潜伏期之后：“当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百废待兴时，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一起复兴，一起学习国外创作的先进经验。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科幻再一次复兴时，主流文学已经“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一个又一个文学思潮，作家们的写作水准越来越高，趋向成熟。科幻小说在这期间一直是一个零生产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当纯文学将国外的各种文艺思潮操练了一遍，出现多元化格局的时候，刚刚复苏的中国科幻小说在审美和艺术水准上只能望其项背，有些科幻作品在艺术性上还不如八十年代的作品。”[2]
不过显然，科幻作者和读者大多有些理想主义的倾向。甚至于其中很有一部分人对科幻这一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存在抱着类似于宗教精神的依恋和责任感。很多活跃在七八十年代的作者、读者，以及在90年代之后为科幻之复兴所吸引的评论者开始对科幻批评以及科幻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较为有代表性的有吴岩、星河、姚海军等。
从此开始，中国科幻逐渐走向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在1991年、1997年、2007年分别承办了三次世界科幻（奇幻）大会。除了更多地吸引了一大批科幻读者之外，它最为重要的功能是推进了科幻理论的发展。科幻，不仅仅是小说和电影。
纵观中国科幻的百年发展历程，总得说起来，大约有四次高峰。第一次是在世纪之初，科幻作为一种来自于西方，承载着“启蒙”的大潮奔涌而来，不过它的发展很快就在民族运动当中消亡；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那个时代的一切文学几乎都伴随着口号式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第三次便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的兴盛，然而本来应该是进入最为纯粹发展阶段的科幻作品，却又一次地被政治所压迫；第四次便是当下，落后于世界二十年的科幻，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只在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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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⑽ 中国科幻小说是怎样被“杀死”的
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这样浮出水面。科学家们从科普的角度批评小说中的错误，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