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求對金庸小說的評價。
1.《書劍恩仇錄》
這本書中最令人扼腕浩嘆的就是陳家洛、青桐、香香公主及乾隆這段四角戀愛，還有金笛書生余魚同對駱冰的那段傻單戀，緣生緣滅，千迴百折，讓人覺得愛情實在是一種殘酷至極的甜蜜。另外乾隆的身世之謎也是書中的一段爭辯不已的懸案，當然紅花會眾當家為民除害、反清復明的事跡在書中也有極江湖的說法，大反派張召重的貫穿全場，更是將往來中原及回疆、翻覆朝廷及民間的故事帶到最高點。數不盡的民族情結及愛恨糾纏造就了．這個最廣為流傳的滿漢故事。這是金庸作品集的第一部著作。
2.《碧血劍》
除了平凡的主角袁承志幼年習藝及江湖歷練的過程，最特殊的人物就是武功高、人又帥的金蛇郎君一段風流韻事，其諸最傳神的是以簡練公平的筆法道出皇太極，崇禎及李自成這叄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之子袁承志和闖王李自成的一段淵源及各崇禎之女長平公主的無緣之戀，在書中也有其詳細又極含蓄悱惻的描述。
3.《射鵰英雄傳》
自幼家破人亡的郭靖，隨母流落蒙古大漠，這傻頭傻腦但有情有義的小夥子倒也逝有福氣，他不但習得了江南六怪的絕藝、全真教馬鈺的內功、洪七公的隆龍十八掌、雙手互博之術、九陰真經等蓋世武功，還讓古靈精怪的小美女黃蓉這輩子跟定了他。
這部原『大漠英雄傳』的小說是金庸小說中最廣為普羅大眾接受、傳頌的一部，其中出了許多有名又奇特的人物，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還有武功靈光、腦袋不靈光的老頑童周伯通，他們有特立獨行的性格、作為和人生觀，讓人嘆為觀止。書中對歷史多有著墨，中原武林及蒙古大漠的生活情形隨著人物的生長環境變遷而有不同的敘述，異族統治之下的小老百姓心情寫來絲絲入扣，本書對情的感覺是很含蓄的，尤其是郭靖與拖雷、華箏無猜的童年之誼，他與江南六怪的師生之誼等等，還有全真七子中長春子丘處機的俠義行為及其與郭楊二人風雪中的一段情誼，也有很豪氣的敘述。神運算元瑛姑及一燈大師和周伯通的一場孽戀，是最出乎人意料的一段，成人世界的戀情可比小兒女的青澀戀燕還復雜多了。郭靖以拙勝巧的人生經歷和「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儒俠風度，也是書中最大要旨。距離這本書完成的時間已有四十年了，書中的單純誠朴的人物性格還深深的留在讀者心中，本書故事也多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等，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4.《神鵰俠侶》
楊過和小龍女這段不食人間煙火，自然而成又彌堅不渝的情愛，是全書最扣人心弦的地方。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為了這段感情，楊過小龍女歷經重重波折、次次磨難，幾回將近喪了命、失了魂，強敵、社會輿論甚至時間都不能分隔他們。這本書除了有楊過悲慘苦痛的童年，還有很多對於兩性、親人之情的細膩描寫，情關何其難過？令人黯然銷魂…。
悲劇英雄楊過練功的過程十分艱辛，黃蓉壓根不想教他武功，全真教人只是欣侮他，流浪江湖使他變得輕浮流氣，苦難侮虐使他變得憤世嫉俗，真正對他好的只有孫婆婆及姑姑小龍女，真正厲害的武功是來自劍魔獨孤大俠的遺教及一通靈神鵰的督促，在最後他終於揚眉吐氣，擊斃蒙古皇帝，但他從幸運習武到不幸斷臂，又和對他最好最情的小龍女分別十六年，大起大落、無可奈何至極的人生一路走來，似乎什麽美好結局對他而言都是…唉！
這部書寫的愛情看來既純真又可怕，尤其以情花來闡釋愛情一節真是字字讀來痛擊心弦，令人低嘆不已。因情生恨，將滿腹委曲發泄在不相乾的人身上的例子在這里真不少，如李莫愁、郭芙等，真是個情魔世界。
5.《雪山飛狐》
此書發表於五十年代後期，是述說典型中國人在大敵當前還要來個窩里反的故事。
這本書的主角其實是胡斐的父母胡一刀夫婦，作者用巧妙的倒敘手法帶出整段故事的來龍去脈，依著個人不同的立場及一廂情願的想法，鋪陳出事情始末，但卻將分辨是非的工作交給讀者。從父執輩到後代子孫無人不以復仇為畢生之職志，只為了一個誤會，而這個誤會也造成了諸多不能挽回的悲劇。本故事牽扯到闖王軍刀寶藏的秘密，有點接續「碧血劍」的味道，一個貪字讓一群自命為英雄的人為了求大利而忘大義，一個「恨「字讓胡斐終於找到了他的殺父大仇「打遍天下無敵手「苗人鳳，卻又愛上了仇人的女兒…
這本書在絕無退路、立判生死的一刻即畫下休止符，留給胡斐及讀者一個大難題，他這一刀到底是劈還是不劈呢？
6.《鴛鴦刀》
這只是篇極短的故事，從兩光的太岳四俠幾樁搞笑的打劫趣事開始，還有一對奉行打是情、罵是愛的夫妻貫穿全場順便傳授恩愛甜蜜的夫妻刀法，一個大小姐和一個書子因為鴛鴦刀而結緣，在差點成為兄妹又破涕為笑變成夫妻後，故事就結束了。
鴛鴦刀中藏著個大秘密？不看到最後，你絕不知道！
7.《白馬嘯西風》
人生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尤其是「愛而不得其所愛「這種單相思的死胡同，恐怕不是那麽容易走出來的。以金庸小說來看這故事也算是個短篇：一位漢族少女李文秀和一名哈薩克少年蘇普從小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但因異族之觀念差異，阻礙了他們的交往，長大後，蘇普就愛上同族的女孩。但李文秀卻未因此忘情，心事浩茫，相思苦戀，而她又被一喬裝改扮在她身邊的馬家駿暗戀。李文秀的母親也同樣被師兄單戀，戀之不可得導致與其父母白馬李叄叄個人同歸於盡的下場。有人在這種感情中選擇自我犧牲，有人在怨恨中決定開始報復，這情字真是苦煞人也。
8.《飛狐外傳》
這部小說紀錄了胡斐個人的成長過程，是他的第二段命運。書中說了幾段多戀情，包括主人翁胡斐、袁紫衣、程靈素，苗人鳳、南蘭與田歸農，馬春花、徐錚、商寶震和福康安。胡斐的童年是流浪飄泊的，他為父母的慘死與苗人鳳全力卯上和袁紫衣不打不相識，長途較技，情根深種，卻又因為求醫於「毒手葯王「之關門女弟子程靈素，而轉成叄人糾纏的戀情。所愛之人發誓出家、永不還俗、飄然遠去，存有兄妹之情的人偏偏又為他心甘情願赴死。另外苗人鳳和妻子、田歸農之間也是一家庭大悲劇…雖然有始有終的胡斐不失為一個俠，但經歷生離死別，要個俠之虛名，又有何用？不過是狐獨罷了。
Ⅱ 如何評價金庸的文學成就
在我的印象里，金庸的小說我很少看，但是有他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真的是不少，每一部由他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都使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淺。金庸的小說反映時代的現實，給人通俗易懂的同時，還引發人們的思考與討論。
金庸老先生在小說界的地位我覺得無人能
Ⅲ 金庸哪部小說受到評價最高如何評價
無疑是天龍八部，天龍八部這部作品無論是從創作年代，寫作目的，以及內容方面，都達到了金庸所有武俠小說的最高高度，它將射鵰三部曲中一直貫穿的民族主義及愛國思想，深化到了各民族的角度進行剖析，不但是漢族，契丹，吐蕃，擺夷包括金人都有著他們的愛國愛族思想，由此，金庸提出了一個千古以來大家一直討論著的問題：「漢人究竟是不是上等民族，難道除了漢人其他人都是夷狄禽獸？」答案當然是不，為了地位，為了權力，長時間以來在中國，各民族之間的戰爭可謂不計其數，所以，金庸就提出了「神武不殺」，宣揚和平，主張民族大同，各文化交融的方針，這不但增強了小說的文學價值，在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易換世風的作用，而且天龍八部一書的脈絡結構以及寫作手法，都達到了近代武俠小說的一個巔峰，所以說，天龍八部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巔峰之作 「北喬峰，南慕容」，這就是江湖上盛稱的兩位青年才俊。兩人都有高超的武藝，有著各自的追求。然而，兩人的結局都是悲劇性的。 喬峰有著豪邁豁達的氣質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魄，又有強烈的民族氣節。上至王侯，下至普通的江湖人物，都對他無比尊敬。而為了救阿朱，大戰聚賢庄，更是動人心魄。當智光和尚問他對當年武林人士雁門關大戰契丹的態度時，他說：「但喬某縱然無能，卻也是一個有肝膽、有骨氣的的男兒漢，於這大節大義份上，決不致不辨是非。我大宋受遼狗欺凌，家國之仇，誰不思報?倘若得知這項消息，自當率同本幫弟兄，星夜趕去阻截。」「諸位前輩英風俠烈，喬某敬仰得緊，恨不得早生三十年，得以追隨先賢，共赴義舉，手刃胡虜。」然而，他或許做夢都沒想到，他所敬仰的這次義舉，卻是一次誤殺，並且，殺的是自己全家。他也不會想到，他自己原來就是他所仇恨的胡虜。從此，他踏上自己的悲劇之旅。為了報仇，一掌誤殺了自己的愛侶阿朱；為了對自己民族、君主的忠誠，一劍刺死了自己。「蕭峰大聲道：『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拾起地下的兩截斷劍，內功運處，雙臂一回，噗的一聲，插入自己的心口。」 一掌使得「塞上牛羊空許願」，親手埋葬了自己的愛情，從此走上了靈魂無法拯救的痛苦深淵；一劍「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同時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掌一劍，成了蕭峰生命中永遠不可言說的傷痛。其悲劇起源於多年前的雁門關大戰，而直接的導火索卻是一個女人的嫉妒。「馬夫人微笑道：『我還想要什麼?喬峰，我惱恨你不屑細細的看我，以致釀成這場禍事，你要我告知那帶頭的大哥的名字，那也不難，只須你將我抱在懷里，好好的瞧我半天。」世間之情事，多種多樣。嫉恨對方，不惜把對方往悲劇的路上牽引，為的竟然就是讓他能抱著自己看一眼。 慕容復為貴族的後代，雖然沒落，但卻依然有著雍容華貴的氣質。為了復國的理想，他能舍棄一切，包括愛情。他心中始終想到的是他父親對他的叮囑：「除了中興大燕，天下更無別般大事，若是為了興復大業，父兄可弒，子弟可殺，至於男女情愛，越加不必放在心上。」盡管在旁人眼裡，他的這種追求是很愚蠢的。正如王語嫣說的：「是的，他是燕國慕容氏的舊王孫。可是已經隔了這幾百年，又何必還念念不忘著祖宗的往事？」他不學中國字，但是也不懂祖宗的鮮卑文。他就那麼固執地一如既往地，為著心中的一個遙遠的夢與理想去追求。即使，到最後，他所有願望在現實中都破滅了，自己也瘋了。在瘋中，他仍然執著地實踐著自己的夢想。這是一個為自己的理想，近似自虐的形象。不能簡單說慕容復是一個貪戀權勢的人。他的所作所為，以及最後的悲慘結局，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種權力意志的毀滅。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社會。從表面癥候來講，他與抱著街上走過的一匹老馬痛哭流涕的尼采並無區別，也是一種生命哲學的徹底失敗。 一個為了忠誠，一個為了理想，蕭峰和慕容復都走向了人生的不歸路。他們都不是漢族人，但是他們的骨子裡卻有著根深蒂固的漢族父權思想。或者說，他們都是有著深刻的「戀父」情結。這也是金庸小說男主人公一個普通的特點，一開始都沒有父親。父親在這里只是一種象徵，象徵著一種別無選擇、理所當然的決定與信念。正如慕容復把父親的話當成自己存在的根據一樣。這種尋父可能是去尋找一個具體的父親，也可能是父性遺留下來的某種東西，可能是某種由父性衍生出來的忠君思想等等。胡斐失去了父親，但他延續了父親的相貌與豪情；郭靖沒有父親，他需要完成的是父輩為國為民的事業，楊康拒絕尋父，於是他毀滅了；令狐沖對岳不群的依賴與尊重，也是超過了普通師徒的關系。如此等等。金庸小說中的父性情結可能與香港文化的無根性有關。 在《天龍八部》中，父親更是一種民族身份認同的象徵。喬峰在中原生活三十多年，僅僅因為得知自己父親是契丹人，立場馬上就轉了過來。他對自己最心愛的女人阿朱說：「我父母這血海深仇，豈可不報？我從前不知，竟然不知道，認敵為友，那已是不孝之極，今日如不再去殺了害我父母的正凶，喬某何顏生於天地之間？」這種個人的復仇在江湖世界裡，無可厚非。但馬上把自己過去所有的朋友都認為敵人，直至最後，以身殉「忠」，這中間就有很深的父權思想在作祟。他的立足點是要有顏面生於天地之間。而要有顏面，就是要「孝」和「忠」，至於孝與忠的對象怎樣，暫時是可以不在乎的。因此，他不在乎父親是一個殺孽深重的兇手與陰謀家，也不在乎忠的對象——耶律洪基對他是利用。當他用自殺的方式來表示對民族和君主的忠心，耶律洪基只不過有一陣茫然，接下來，「他搖了搖頭，微微苦笑，拉轉馬頭，從遼軍陣中穿了過去」。他的努力換來了短暫的和平，然而卻用忠義毀了自己。當然，他也是很有俠義的，不願生民塗炭，但並不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英雄。 可以說，蕭峰和慕容復都是這種不加懷疑的父權觀念的忠實奴隸。他們沒有了真正的自己，活在一種觀念之中。蕭峰在阿朱死去之後，命運對他是一種打擊，也未嘗不是一種轉機，因為，他可以從此脫離不可遏制為父復仇的沖動。然而，他很快又轉向了父性的另一面——忠君。慕容復則徹頭徹尾都是為父輩不可實現的遺願所左右。他們無法享受愛情，沒有快樂，除了父性留下的重負。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來說，他們是在民族沖突的縫隙中不斷地找尋自己，又不斷地迷失了自己的悲劇人物。 相比慕容復，蕭峰畢竟還有自己最心愛的人，也有去塞外隱居的念頭。而慕容復連這一點都沒有。為了當能給他復國機會的西夏駙馬，不惜看著青梅竹馬，深愛著自己的王語嫣自殺。當宮女問他生平在什麼地方最是快樂逍遙的時候，他「突然間張口結舌，答不上來。他一生營營役役，不斷為興復燕國而奔走，可以說從未有過什麼快樂之時。別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強，名滿天下，江湖上對之無不敬畏，自必志得意滿，但他內心，實在是從來沒有感到真正的快樂過」。快樂是與他無關的。他的快樂存在於他對自己的理想的一種希望。「要我覺得真正的快樂，那是將來，不是過去。」等問到他生平最愛的人叫什麼名字時、「慕容復一怔，沉吟片刻，嘆了口氣，說道：『我沒什麼最愛之人。』」沒有快樂，沒有愛，除了四處奔波，作為一個人，他還能有什麼呢？或許他還有希望。因為，我們分明看到他還坐在海邊的石頭上，享受著他的夢想。 蕭峰的剛烈又何嘗有過真正的快樂呢？先是為了報仇失手打死愛侶，一直沉浸於痛苦之中，後來，又在忠義與民族矛盾之間徘徊，最後沒有一個社會群體是他能融入的。只有毀滅。
Ⅳ 征詢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評價
金庸的武俠小說注重歷史環境表現，依附歷史，從此生發開去，演述出一連串虛構的故事。直接取來歷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俠小說，其歷史人物、事件，金庸寫來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亂真。
金庸武俠小說人物性格復雜，具有一種反傳統精神，小說人物亦正亦邪，危步於道德的懸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墜，具有「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的復雜、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復雜、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復雜、矛盾之上，這樣，人性的發掘就有了深刻而廣泛的社會意義。
金庸將武功描寫與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和傳統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書畫，九宮八卦，醫道，用毒，皆可化為絕世神功，並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精神作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騰，文筆俊爽、瀟灑、詼諧逗趣而又富於變化，他的小說既有詩情畫意，柔綺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說直探人生、命運的真諦。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地吸收西方小說的創作技巧，中西結合，使小說結構既精巧、繁復，又謹嚴、完整。
Ⅳ 如何評價金庸的作品
這個恐怕沒有人敢評價，也沒有人有能力去評價，因為金庸在武俠小說界的地位實在是太高了，可以說是永遠不能超越的存在，是因為金庸，人們才知道中國出現了武俠類型的小說，所以如果真的非要評價的話，金庸小說的讀者數量和金庸的武俠小說對中國人的影響已經說明了一切，這個中國武俠小說的泰斗所寫的每一部著作都受到讀者的歡迎，下面就說一下金庸武俠小說的魅力所在吧：
第一點，金庸武俠小說裡面的武俠是真武俠，武俠小說裡面最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五花八門的武功了，而金庸小說裡面對武功的細節描述很到位，小說里每個高手使用武功的時候，讀者彷彿真的能夠看到那個武功的一招一式，而打鬥場面不僅精彩，還很驚心動魄，就比如《倚天屠龍記》裡面明教和六大門派決戰光明頂吧，張無忌一個人獨擋那麼多個門派的高手的挑戰，真的是非常讓人揪心，而金庸描寫高手過招的時候讀者彷彿真的能夠看到刀光劍影。
第二點，而金庸的小說裡面不僅有武功，還包含情包含義，金庸是寫武俠的，但是寫起情來似乎似乎比某些些言情小說作家寫的還要動人，就比如《神鵰俠侶》裡面的楊過和小龍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就是無比的動人，縱使時光匆匆流逝，他們之間的愛也不會改變，楊過能夠等小龍女十六年，真的是世間最為痴情的男子了，而這一部小說也被拍成了電視劇，感動了無數人。
Ⅵ 名家對金庸小說的較高評價
小說評論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這一「項目」的「奧運冠軍」，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武俠小說作為「寫夢的文學」本不以寫實見長，其人物創造主要來自作者想像和寫作傳統，寫作傳統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像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徵化，它不直接來源於現實。而金庸小說作為一種經典就恰恰在於它通過傳統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徵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盡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韻外之致等本屬於中國古典文化要求的東西表現了出來，並藉助獨特的武俠語言文化的天空讓我們作了一次堪稱壯舉的烏托邦飛翔。於是，我們才無法忘記蕭峰和阿紫這一對主角情侶。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俠譜」才會比「天龍八部」更令人盪氣回腸、不知肉味，才會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釀更醇香無比。而他的這種歷史處理也使得武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虛構，「真實」的歷史不過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襯托，而人物的性格卻呼之欲出了。
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到如今，金庸小說的流播已經沖出華人世界，走得更遠。但是，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要一時說清卻是很難的，在這里，我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前輩說書人常說「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我覺得用這一想法作為指導思想來切入金庸作品涵蓋乾坤的殿堂無疑是有效的。
評論一
在杜南發的訪談錄《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里有幾段被人引用過多次的對話，金庸在里邊提到了兩個很耐人咀嚼的話題：「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無論是巴金、茅盾或是魯迅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有人常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那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小說。」「不管是武俠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麼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麼形式表現那完全沒有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它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這是兩個多麼矛盾的話題，但卻同時存在於一個對話錄里，還被許多大師級的人物當成文藝理論一般引用！於是，文學的形式問題便成為了一個焦點，到底該如何看待文學的形式？又該如何理解這兩個話題所傳達的意思呢？
文學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即寫作傳統，通常包括文學創作中常規手法的體系和與此相連的讀者的視野期待。通俗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形式問題的解決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別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說作為武俠小說，它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即金庸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武俠小說在舊中國小說里是文學流派的一個大的分支，它與傳統小說一樣也是由評話、彈詞、說書等演變而來的。在內容方面，與武俠有關聯的單四大名著中就牽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並沒有多大區別，江湖恩怨、門派斗爭、武林紛爭、男女愛恨、兄弟情義照例還是新派武俠常用的模式和顯揚的主題，它的復雜變化反映在小說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說：「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所以，魯迅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也得提到《七俠五義》和《兒女英雄傳》，而魯迅若再生，他也必須得提到金庸小說、古龍小說、梁羽生小說。一個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說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金庸在行文時很會玩「花樣」，像元好問的《摸魚兒》、丘處機的《無俗念》、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俠客行》等都運用得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為了小說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裝潢更是心機用盡，他在1978年10月《天龍八部》修訂本的後記中寫道：「曾學柏梁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中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③他還頗費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選了五十行對句作為《鹿鼎記》的回目。不過，金庸也在幾本書中沒有堅持這種通俗文學固有的思維慣性，殊為恨事。盡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還是鶴立雞群，試看《天龍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老鷹小丑/豈堪一擊/勝之不武/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念枉求美眷/良緣安在/枯井底/污泥處/酒罷問君三語/為誰開/茶花滿路/王孫落魄/怎生消得/楊枝玉霞/敝履榮華/浮雲生死/此身何懼/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這一曲氣吞萬里如虎的《水龍吟》於細微處峰迴路轉，英雄俠義與兒女情長互為映襯，真是「虎嘯龍吟，換巢鸞鳳，劍氣碧煙橫！」
再次，金庸小說潛移默化的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視覺與心覺的運用，半明半暗地描寫人物和事件在客觀視覺中留下的意味深長的空白點，輕易地迷惑住了讀者，加上精細的心理刻畫，終使岳不群成為武俠小說史上最成功的「虛偽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華山二老等插科打諢一類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說錦上添花，對於減低小說的沉悶氣氛大有裨益。李漁的《閑情偶寄》就說了「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均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尼人作揖，土佛談經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夢寐難求的啊！
到了這里，真相才清晰起來：中國形式的寫作傳統處於作品中整體藝術構架中較符合傳統欣賞習慣，較易為大眾所感知的位置，它們較早地隨著說書、評話、彈詞等藝術形式深入民間，成為影響讀者審美心理的重要因素。類型化或程式化的寫作傳統也並不意味著貶義，還有可能是某些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徵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裝載家」才是最後的贏家。優秀的作家總是會想方設法去豐富作品的內涵和藝術表現手法，如錘煉語言、增添新的類型或亞類型、將中西相形式結合等等。而金庸小說的成功也就在於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繼承了中國傳統形式的衣缽，發揚了其武俠小說的特質，成為了20世紀最中國形式的小說。金庸是矛盾的，但這並不一定是缺陷，一個真正意義的作家總是生活在矛盾中並探索著人間百態。
評論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又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⑥這是比較中肯的說法，金庸的語言的確有速度感，是白話小說，很俗，而這也恰恰是金庸語言的長處。只是，王朔用金庸的優點或長處去批評金庸，孔門賣文之際未免有點貽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語言可以用「行雲流水，平中見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時常會引用一些古典詩詞，並運用的極富韻味，但其語言的主要魅力不在於此。金庸的語言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沒有難認的字，難懂的詞和艱澀的句子，語言的動作性強，極善構築戲劇性場面，具有一種令讀者忘記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讀金庸小說時，迎面而來的是古樸、蒼勁的感覺，初看似乎語不驚人，但愈展開愈魅力無窮。金庸總是試圖在作品中不說而又說點什麼，那意境的升華令人如飲佳釀，讀者於微醉之間已無形之中進行了一場靈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筆是靈動而又厚重的，但也誠如陳墨所言：「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⑦如其為郭芙設計的一系列語言就不僅把她的尖酸、刻薄、嬌氣表現了出來，還把她對楊過既愛且恨的女人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試看《神鵰俠侶》三十九回《大戰襄陽》里對郭芙的描寫：「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拚命來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這么說，郭芙這個人物的刻畫在金庸小說中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她的意義絕對不下於小龍女，李莫愁以及黃蓉，而大多數的讀者卻總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當成了楊過，而把郭芙當成了對頭並對之無比痛恨，殊不知此舉乃是入寶山而空回，買櫝而還珠了。金庸小說就是這樣：語言升華成性格，性格升華成命運，而命運反過來又影響語言，如此循循導之，步步深入。
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記憶猶新的是《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蟬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金庸的語言還很幽默詼諧。從「老頑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韋小寶」，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說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們或是成為一種意義或思維的化身，或是成為小說重要情節或線索充實小說內容，或是與敘事角度和評點相結合，不但為金庸小說吸引了無數的讀者，也為這個快節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創作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卻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即使是《天龍八部》這么一部氣勢恢宏、多頭並進的作品也得如此。這就要提及語式中的講述與描述。講述與描述的區別體現在敘事角度、人稱轉換、敘事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態度上，「講述是歷時性的敘述，提供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人物的過去以及有關信息」；而描述則「比較含蓄，多用客觀或『中性』的語調」，是「給定了場面的戲劇性的現時性的敘述型語式」⑧。講述與描述的靈活運用在金庸小說中隨處可見，如《倚天屠龍記》第二章《武當山頂松柏長》的最後一段寫道：「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閑游，仰望浮雲，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這是描述性的，後面又接著道：「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游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雲海，於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豐，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豐。」這又是講述了。在這段話里，描述轉換成講述是不著痕跡的，細心的讀者在閱讀《袁崇煥評傳》時肯定更會有這種感覺。
金庸對語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風格是「經過了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他還說：「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⑨王安石的詩說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說，其「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閱十載，增刪數次」的曹公雪芹來也毫不遜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將《書劍恩仇錄》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駿馬驚白發，險俠神駝飛翠翎」改成了「古道騰駒驚白發，危巒快劍識青翎」，這使得這兩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開頭，金庸增加了張十五說書的故事。這種說書藝術將敘述者、聽者、讀者等自由結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間，以生動逼真的臨場感，滿足了讀者理清來龍去脈的願望，喚醒了讀者心目中潛藏的人物形象。而這種藝術與別的語言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鹿鼎記》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為這部20世紀與眾不同的武俠小說的增加了不少藝術價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筆沖破了小說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對語言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英國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無聲的抗議。
評論三
金庸懂得挖掘現實，更懂得挖掘遠離現實生活的「真實」（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夢回江湖後，在金庸用小說特有的形式和語言引領讀者想像並把握歷史的脈搏的同時，理想卻只能一點一滴地積淀現實，因為理想只能永遠走在現實的前面引導與提升現實，卻永遠不能完全代替現實，所以，無論當年多麼叱吒風雲的金庸小說主人公，最終還是以各種方式離開了江湖這一「母體」。如郭靖與黃蓉。他們的愛情以犧牲黃蓉的代價來對郭靖做出一種虛幻的補償，令一個活潑、輕柔、聰慧、靈敏的女子來向木訥、剛毅、質實、樸拙的男性做出一種超乎生死的承諾，這本來就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但是我們卻無法不看到郭靖在許多時候都可以拋棄黃蓉，所謂「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類似「書中自有顏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顏如玉」的麻醉劑和興奮劑而已。又如「自由之神」令狐沖，他生性率直、興味隨意、活的瀟灑，是金庸小說中最灑脫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國傳統文化之人，他依戀師門，極力維護師傅、師弟，他交友只認情義，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從來是反躬自問，不責怪他人。個性的張揚與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結合。不過，令狐沖也毫無振奮的勇氣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時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靈珊對令狐沖的背叛，令狐沖的愛情也必將在岳靈珊和任盈盈的無所取捨中霜冷長河。這就意味著令狐沖的結局實際上是一種「虛假性的結局」，他的歸隱和喬峰意義上的死毫無區別。
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俠小說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筆有效地掩蓋了現實處境的嚴峻，完美地連綴了來自現實的矛盾的裂縫，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種理想化、和諧化的世界的可能性，並防止歷史文化語境的印痕和創傷的暴露，充滿激情地言說著這個世紀所交託給文人的俠客夢。陳平原說：「不敢說沒有江湖就不存在俠客；可武俠小說中倘若沒有一個虛擬的『江湖世界』，俠客就不可能縱橫馳騁大顯神威。」正如《西遊記》寫的最好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金庸小說的美在那浪漫主義建構的藝術畫廊里，是喬峰大戰少林、聚義庄之時；是郭靖華山論劍之日；是令狐沖揮舞獨孤九劍之間；是楊過攜手小龍女的剎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瞬間；是韋小寶腳底抹油的頃刻……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庸武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正在於此。
金庸小說主要是指金庸的武俠小說，一共十五部，它們可以由這幾句話描述："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他們分別是《飛狐外傳》（1960年）、《雪山飛狐》（1959年）、《連城訣》（1963年）、《天龍八部》（1963年）、《射鵰英雄傳》（1957年）、《白馬嘯西風》（1961年）、《鹿鼎記》（1969年）、《笑傲江湖》（1967年）、《書劍恩仇錄》（1955年）、《神鵰俠侶》（1959年）、《俠客行》（1965年）、《倚天屠龍記》（1961年）、《碧血劍》（1956年）《鴛鴦刀》（1961年）、《越女劍》（1970年）。
Ⅶ 怎麼評價金庸小說天龍八部
這可能是我最喜歡的金庸的小說了，3條感情線看起來很亂，但是又有很多聯系，再加上蕭峰身世的秘密，讓我不得不驚嘆金庸老先生的小說真是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
Ⅷ 有關金庸小說的評論方面
這個是比較抽象的= =
金庸這個思想的巨人的濃縮在於他那通過虛擬誇張的浪漫敘事透視現實人生的苦樂真諦和借光怪陸離的江湖傳奇展示現代社會的運作機制的近九百萬字的武俠小說中。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作者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而是通過對金庸小說形式和語言的論述，來探討金庸小說「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蕭」和具有雅俗彈性的主要因原。
關鍵詞：金庸小說形式語言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這一「項目」的「奧運冠軍」，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武俠小說作為「寫夢的文學」本不以寫實見長，其人物創造主要來自作者想像和寫作傳統，寫作傳統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像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徵化，它不直接來源於現實。而金庸小說作為一種經典就恰恰在於它通過傳統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徵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盡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韻外之致等本屬於中國古典文化要求的東西表現了出來，並藉助獨特的武俠語言文化的天空讓我們作了一次堪稱壯舉的烏托邦飛翔。於是，我們才無法忘記郭靖、黃蓉、令狐沖、楊過、小龍女、喬峰、韋小寶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歐陽峰、滅絕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俠譜」才會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盪氣回腸、不知肉味，才會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釀更醇香無比。而他的這種歷史處理也使得武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虛構，「真實」的歷史不過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襯托，而人物的性格卻呼之欲出了。
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到如今，金庸小說的流播已經沖出華人世界，走得更遠。但是，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要一時說清卻是很難的，在這里，我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前輩說書人常說「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我覺得用這一想法作為指導思想來切入金庸作品涵蓋乾坤的殿堂無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發的訪談錄《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里有幾段被人引用過多次的對話，金庸在里邊提到了兩個很耐人咀嚼的話題：「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無論是巴金、茅盾或是魯迅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有人常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那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小說。」 「不管是武俠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麼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麼形式表現那完全沒有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它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這是兩個多麼矛盾的話題，但卻同時存在於一個對話錄里，還被許多大師級的人物當成文藝理論一般引用！於是，文學的形式問題便成為了一個焦點，到底該如何看待文學的形式？又該如何理解這兩個話題所傳達的意思呢？
文學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即寫作傳統，通常包括文學創作中常規手法的體系和與此相連的讀者的視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形式問題的解決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別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說作為武俠小說，它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即金庸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武俠小說在舊中國小說里是文學流派的一個大的分支，它與傳統小說一樣也是由評話、彈詞、說書等演變而來的。在內容方面，與武俠有關聯的單四大名著中就牽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並沒有多大區別，江湖恩怨、門派斗爭、武林紛爭、男女愛恨、兄弟情義照例還是新派武俠常用的模式和顯揚的主題，它的復雜變化反映在小說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說：「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②所以，魯迅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也得提到《七俠五義》和《兒女英雄傳》，而魯迅若再生，他也必須得提到金庸小說、古龍小說、梁羽生小說。一個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說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金庸在行文時很會玩「花樣」，像元好問的《摸魚兒》、丘處機的《無俗念》、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俠客行》等都運用得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為了小說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裝潢更是心機用盡，他在1978年10月《天龍八部》修訂本的後記中寫道：「曾學柏梁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中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③他還頗費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選了五十行對句作為《鹿鼎記》的回目。不過，金庸也在幾本書中沒有堅持這種通俗文學固有的思維慣性，殊為恨事。盡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還是鶴立雞群，試看《天龍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老鷹小丑/豈堪一擊/ 勝之不武/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念枉求美眷/良緣安在/枯井底/污泥處/酒罷問君三語/為誰開/茶花滿路/王孫落魄/怎生消得/楊枝玉霞/敝履榮華/浮雲生死/此身何懼/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這一曲氣吞萬里如虎的《水龍吟》於細微處峰迴路轉，英雄俠義與兒女情長互為映襯，真是「虎嘯龍吟，挽巢鸞鳳，劍氣碧煙橫！」④
再次，金庸小說潛移默化的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視覺與心覺的運用，半明半暗地描寫人物和事件在客觀視覺中留下的意味深長的空白點，輕易地迷惑住了讀者，加上精細的心理刻畫，終使岳不群成為武俠小說史上最成功的「虛偽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華山二老等插科打諢一類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說錦上添花，對於減低小說的沉悶氣氛大有裨益。李漁的《閑情偶寄》就說了「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均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尼人作揖，土佛談經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夢寐難求的啊！
到了這里，真相才清晰起來：中國形式的寫作傳統處於作品中整體藝術構架中較符合傳統欣賞習慣，較易為大眾所感知的位置，它們較早地隨著說書、評話、彈詞等藝術形式深入民間，成為影響讀者審美心理的重要因素。類型化或程式化的寫作傳統也並不意味著貶義，還有可能是某些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徵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裝載家」才是最後的贏家。優秀的作家總是會想方設法去豐富作品的內涵和藝術表現手法，如錘煉語言、增添新的類型或亞類型、將中西相形式結合等等。而金庸小說的成功也就在於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繼承了中國傳統形式的衣缽，發揚了其武俠小說的特質，成為了20世紀最中國形式的小說。金庸是矛盾的，但這並不一定是缺陷，一個真正意義的作家總是生活在矛盾中並探索著人間百態。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又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⑥這是比較中肯的說法，金庸的語言的確有速度感，是白話小說，很俗，而這也恰恰是金庸語言的長處。只是，王朔用金庸的優點或長處去批評金庸，孔門賣文之際未免有點貽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語言可以用「行雲流水，平中見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時常會引用一些古典詩詞，並運用的極富韻味，但其語言的主要魅力不在於此。金庸的語言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沒有難認的字，難懂的詞和艱澀的句子，語言的動作性強，極善構築戲劇性場面，具有一種令讀者忘記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讀金庸小說時，迎面而來的是古樸、蒼勁的感覺，初看似乎語不驚人，但愈展開愈魅力無窮。金庸總是試圖在作品中不說而又說點什麼，那意境的升華令人如飲佳釀，讀者於微醉之間已無形之中進行了一場靈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筆是靈動而又厚重的，但也誠如陳墨所言：「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⑦如其為郭芙設計的一系列語言就不僅把她的尖酸、刻薄、嬌氣表現了出來，還把她對楊過既愛且恨的女人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試看《神鵰俠侶》三十九回《大戰襄陽》里對郭芙的描寫：「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拚命來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這么說，郭芙這個人物的刻畫在金庸小說中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她的意義絕對不下於黃蓉、小龍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數的讀者卻總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當成了楊過，而把郭芙當成了對頭並對之無比痛恨，殊不知此舉乃是入寶山而空回，買櫝而還珠了。金庸小說就是這樣：語言升華成性格，性格升華成命運，而命運反過來又影響語言，如此循循導之，步步深入。
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記憶猶新的是《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禪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金庸的語言還很幽默詼諧。從「老頑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韋小寶」，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說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們或是成為一種意義或思維的化身，或是成為小說重要情節或線索充實小說內容，或是與敘事角度和評點相結合，不但為金庸小說吸引了無數的讀者，也為這個快節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創作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卻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即使是《天龍八部》這么一部氣勢恢宏、多頭並進的作品也得如此。這就要提及語式中的講述與描述。講述與描述的區別體現在敘事角度、人稱轉換、敘事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態度上，「講述是歷時性的敘述，提供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人物的過去以及有關信息」；而描述則「比較含蓄，多用客觀或『中性』的語調」，是「給定了場面的戲劇性的現時性的敘述型語式」⑧。講述與描述的靈活運用在金庸小說中隨處可見，如《倚天屠龍記》第二章《武當山頂松柏長》的最後一段寫道：「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閑游，仰望浮雲，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這是描述性的，後面又接著道：「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游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雲海，於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豐，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豐。」這又是講述了。在這段話里，描述轉換成講述是不著痕跡的，細心的讀者在閱讀《袁崇煥評傳》時肯定更會有這種感覺。
金庸對語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風格是「經過了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他還說：「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⑨王安石的詩說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說，其「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閱十載，增刪數次」的曹公雪芹來也毫不遜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將《書劍恩仇錄》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駿馬驚白發，險俠神駝飛翠翎」改成了 「古道騰駒驚白發，危巒快劍識青翎」，這使得這兩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開頭，金庸增加了張十五說書的故事。這種說書藝術將敘述者、聽者、讀者等自由結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間，以生動逼真的臨場感，滿足了讀者理清來龍去脈的願望，喚醒了讀者心目中潛藏的人物形象。而這種藝術與別的語言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鹿鼎記》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為這部20世紀與眾不同的武俠小說的增加了不少藝術價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筆沖破了小說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對語言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英國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無聲的抗議。
三
金庸懂得挖掘現實，更懂得挖掘遠離現實生活的「真實」（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夢回江湖後，在金庸用小說特有的形式和語言引領讀者想像並把握歷史的脈搏的同時，理想卻只能一點一滴地積淀現實，因為理想只能永遠走在現實的前面引導與提升現實，卻永遠不能完全代替現實，所以，無論當年多麼叱吒風雲的金庸小說主人公，最終還是以各種方式離開了江湖這一「母體」。如郭靖與黃蓉。他們的愛情以犧牲黃蓉的代價來對郭靖做出一種虛幻的補償，令一個活潑、輕柔、聰慧、靈敏的女子來向木訥、剛毅、質實、樸拙的男性做出一種超乎生死的承諾，這本來就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但是我們卻無法不看到郭靖在許多時候都可以拋棄黃蓉，所謂「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類似「書中自有顏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顏如玉」的麻醉劑和興奮劑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沖，他生性率直、興味隨意、活的瀟灑，是金庸小說中最灑脫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國傳統文化之人，他依戀師門，極力維護師傅、師弟，他交友只認情義，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從來是反躬自問，不責怪他人。個性的張揚與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結合。不過，令狐沖也毫無振奮的勇氣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時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靈珊對令狐沖的背叛，令狐沖的愛情也必將在岳靈珊和任盈盈的無所取捨中霜冷長河。這就意味著令狐沖的結局實際上是一種「虛假性的結局」，他的歸隱和喬峰意義上的死毫無區別。
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俠小說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筆有效地掩蓋了現實處境的嚴峻，完美地連綴了來自現實的矛盾的裂縫，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種理想化、和諧化的世界的可能性，並防止歷史文化語境的印痕和創傷的暴露，充滿激情地言說著這個世紀所交託給文人的俠客夢。陳平原說：「不敢說沒有江湖就不存在俠客；可武俠小說中倘若沒有一個虛擬的『江湖世界』，俠客就不可能縱橫馳騁大顯神威。」正如《西遊記》寫的最好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金庸小說的美在那浪漫主義建構的藝術畫廊里，是喬峰大戰少林、聚義庄之時；是郭靖華山論劍之日；是令狐沖揮舞獨孤九劍之間；是楊過攜手小龍女的剎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瞬間；是韋小寶腳底抹油的頃刻……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庸武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正在於此。
參考資料：
①②杜南發：《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見鍾曉毅、費勇編《金庸傳奇》附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龍八部·後記》、《天龍八部·目錄》，《金庸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⑤李漁：《閑情偶寄·科渾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國青年報》，1999年10月1日
⑦陳墨：《金庸小說人物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說敘事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譽》，見朱漢民、江堤主編《金庸：中國歷史大勢》，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這是比較通俗的
金庸是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從1955年第一篇武俠小說問世，到1972年「封筆」，金庸共創作了十五部武俠小說。在這十五部小說中，不僅有波詭雲譎的政治畫卷、盪氣回腸的英雄俠義、出神入化的絕世武功，更有精彩紛呈、引人入勝的愛情人物和愛情故事。如何看待金庸筆下的情愛世界？
金庸小說的愛情精彩紛呈，各具特色，其中《射鵰英雄傳》中郭靖與黃蓉的愛情無疑是其中的經典。《射鵰英雄傳》是金庸「射鵰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說的主題是南宋末年宋、金、蒙古之間波瀾壯闊的戰爭和社會生活，而貫穿始終的小說主人公--郭靖與黃蓉的愛情也是小說中的「華彩樂章」。郭靖與黃蓉，一個木訥憨厚，一個古靈精怪，性格稟性反差如此之大的兩個人為什麼能走到一起？郭靖與黃蓉的愛情為什麼受到讀者最熱烈的歡迎與羨慕？這個經典的愛情模式反映了金庸怎樣的創作觀念？
除了《射鵰英雄傳》之外，《神鵰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同樣是金庸小說愛情中的經典，不同的是這個愛情模式更加驚心動魄、催人淚下。《神鵰俠侶》是金庸「射鵰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故事的主題就是描寫主人公楊過與他的師父小龍女之間感天動地的愛情的。那麼在《神鵰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在天慘地絕的重重懸念中是如何突破禮教的羈絆，實現愛的承諾的？它的震撼與感人之處究竟體現在哪裡？
金庸小說中的愛情不只經典，更具深廣，一部作品通常會表現出多組、多種、多層次的愛情，《飛狐外傳》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這篇小說的主題是描寫主人公大俠胡斐的成長歷程。在《飛狐外傳》中，胡斐與袁紫衣、胡斐與程靈素、馬春花與福康安，為我們展現了幾組刻骨銘心的悲劇戀情。那麼，一往情深的女子會如何對待薄情寡義的壞男人？出了家的人真的就能割捨得下愛嗎？
如果說金庸在大部頭中游刃有餘地描繪出了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那麼他在中短篇小說中也同樣毫不示弱。中篇小說《白馬嘯西風》反映的是一個叫李文秀的漢族少女，在新疆哈薩克部族與幾個青年的感情故事。在這篇小說中，李文秀究竟會遭遇怎樣的悲歡離合？這部篇幅不長的小說會帶給我們怎樣超乎尋常的深層思考？
（全文）
可能有的朋友聽了會覺得驚訝，說金庸，那不是寫武俠小說的嗎？藉助武俠小說來談愛情，這合適嗎？在很多朋友看來，武俠小說不就是寫那些英雄豪傑們沒日沒夜地打架、殺人、喝酒，不就寫這些的故事嗎？從這些故事裡邊要探討愛情，是不是好像是讓李逵來綉花，讓張飛來畫畫，讓竇爾敦唱小曲，是不是不合時宜？其實我告訴大家，歷史上的張飛他還真會畫畫，而且專畫美人，張飛是以畫美人見長的。在殺場上能夠浴血奮戰，給人一個非常粗豪這樣形象的人，他同時，他可以非常秀雅，非常文雅。
而上述我所提出來的這種擔憂，其實正是我們社會上很多人對武俠小說誤解的一種反映。很多人以為武俠小說就是武打小說，我們很多中學老師沒收學生的書就說不許看武打小說，所謂武打小說在他們理解起來就是暴力文學，教孩子怎麼打架的教科書，就是粗製濫造的低俗文學。而這些朋友不了解，武俠小說也好，通俗小說也好，其實只是我們給文學分的類，只是文學中的某一個類別，這些類別只是說它們有不同的特點，而不是說它們在藝術價值上有高有低，通俗小說不見得它不高雅，不見得不嚴肅，而那些所謂的非通俗小說，我們想想發表在所謂嚴肅刊物上的那些小說，它們都是精品嗎？它們都高雅嗎？不是說你寫某一種類別的東西，就決定了你的高下，就好像我們大家從事的工作，當教授就一定高雅嗎？在木樨地賣饅頭就一定低俗嗎？這可不見得。所以類別只是一種特點上的劃分，而不能決定它的高下，看文學作品跟看人一樣，不能看錶面上的名目。比如大家看我今天穿這衣服，不能代表我就會武功，其實我不會打架，我連我的夫人都打不過，我可能只能打過我家那隻貓。所以不能只看這個表面現象，武俠小說裡面它就不能寫出非常精彩的愛情嗎？我想讀過武俠小說的人，會對這個問題有非常清楚的認識，特別是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的武俠小說當然是一流的武俠小說，這個是毫無疑問的，沒有人會對這個提出疑問。但是，我們不去講他的武俠，就看金庸小說里邊的愛情，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說金庸的小說是一流的愛情小說。今天我們可以說金庸寫愛情之廣，寫愛情之深，寫愛情之奇，可以跟世間任何言情大師一決高下。所以說今天我們《百家講壇》的這一講就來看看金庸筆下愛情的深廣性和它的典型性。
金庸小說的愛情模式之一--英雄美人式
一般的武俠小說都是以男性為絕對中心的，《射鵰英雄傳》也不例外。它的主要人物是男性的，郭靖，這是它所要塑造的成長的一個大俠，周圍有什麼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加上江南七怪，還有全真派，一大堆人。但是我們看，從小說主人公郭靖的成長歷程來看的話，郭靖比較笨，主人公比較笨，用我們今天的話說，智商大概是三四十、五六十，就是他學東西非常慢，人家學一遍、幾遍就會，他幾十遍他都不會，他的好處就是永遠地學下去，永遠地練下去，直到會。如果不是靠著黃蓉，他後來認識了黃蓉，如果不是靠著黃蓉一路引領他，幫助他，甚至是護導他，郭靖就不可能後來武藝大成，成為一代大俠。作為一個英雄人物，郭靖是遠遠沒有諸葛亮的智慧，岳飛那種膽略，排兵布陣這些方面他都是外行，大事小事都是黃蓉領導著丐幫，在暗中或明或暗地指指點點的，一到緊急時刻就是黃蓉幫他想出一個奇妙的招數，化險為夷。所以說沒有黃蓉，郭靖就不能正常地成長。沒有她郭靖不能正常成長，所以說黃蓉在小說中的作用實際上是郭靖的「精神輔導員」、「政治導師」，很像一個班裡邊，一個學習比較差的男生，這老師給他安排一個學習很好的女生，是班裡的學委加團支部書記，所以這個郭靖才能正常地成長，而這種描寫是此前的武俠小說中從來沒有過的，所以說郭靖與黃蓉兩個人的合作是力量與智慧的合作。而力量與智慧哪個重要？智慧當然要比力量更重要，所以郭靖這個人物是在黃蓉的映照下完成的。
我們再從人物語言上進行分析，《射鵰英雄傳》中女性的語言壓倒男性的語言。因為在小說中，哪些人物重要，往往體現在這個人物他說的話是否重要上。我們想想你讀過的其他小說，重要的人物，他的話一定是重要的，比如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很重要，因為他的話是重要的。而在《射鵰英雄傳》裡面，最會說話的人是黃蓉，她說的話多，她說的話有權力，有優勢，有壓倒性，而且有藝術含量。而郭靖呢，這個一號英雄，被設置為一個說話不太行的人，很木訥，有時候看上去好像很口吃，結結巴巴，他沒有話語權。在和黃蓉相處的過程中，他只是靠自己的一顆純朴的心，黃蓉是處處占上風。黃蓉不僅跟郭靖這樣一個不太會講話的男性說話的時候占上風，她跟其他那些能言善辯的男子對談的時候仍然是具有優勢，比如說歐陽克，比如說周伯通，都是能言善辯的，但都不是黃蓉的對手。她說話不僅口才好，而且有學問，這一點更是出人意料。一般的小說中可以寫這個女的能言善辯，可以寫她口齒伶俐，說話不饒人，這可以做到，但是這女的說話很有學問，比男的有學問，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般的小說寫男的可以說話少，但他說一句就把女的壓倒了，但是這裡面黃蓉是壓不倒的。小說中有一場就是黃蓉和「漁、樵、耕、讀」四大弟子來鬥嘴，那麼他們在這裡面篡改前人的詩句，篡改經典，對對子，人家給她出一個「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黃蓉對「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然後她一句一句，唇槍舌劍，把「漁、樵、耕、讀」四大弟子罵了一遍，讀者感到非常精彩，沒有辦法駁倒她。對方只好欺負她是一個女性，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因為看郭靖背著她嗎，說你們怎麼「男女授受不親」，讓郭靖背著你，引用孟子的話企圖來羞她一下。可是黃蓉斷然反唇相譏，說「孟夫子最愛胡說八道」，她一下子就把你們引經據典的那個聖人給推倒了，把儒家心目中的那個聖人推倒。她說他的話怎能信得？然後這個話可不是一時的氣憤之言，她是有理有據的。下面就說了四句詩，
「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
這首詩一句一句都是針對孟子之言的。《孟子》這本書里邊有一個寓言，說有一個乞丐，他有一妻一妾怎麼怎麼樣，黃蓉說既然是一個乞丐，怎麼可能有兩個妻子呢？飯都吃不上家裡還有兩個妻子？孟子還講一個故事，說有一個人天天到鄰居家去偷雞，黃蓉說鄰居家哪來那麼多雞，天天給你去偷？這都是不合理的。還有儒家都是推崇孟子、孔子周遊天下，去說服那些
Ⅸ 評價金庸武俠精神
武俠小說誕生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作為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產物，眾多武俠小說在褒揚俠義精神的同時，也留下了諸如熱衷仕途、嫉仇嗜殺、迷信果報乃至奴才意識之類特殊印記。「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家，像茅盾、鄭振鋒、翟秋白，都從武俠小說的圈外寫過嚴厲批評（卻也不無偏頗）的文章，寄託了對這類文學加以改造的願望。
五十年代出現的梁羽生、金庸、古龍等新派武俠小說家，則可以說進入到圈內對這類作品進行了改造。他們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經驗，在保持武俠小說傳統型範的同時，通過自己的藝術筆墨，體現出現代人應有的時代意識，成功地實現了武俠小說從思想到藝術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現出許多嶄新的質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說家，他自己說過：「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①金庸作品中的現代意識，便是作者對傳統武俠小說一系列觀念實行變革、改造的體現，也是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的重要標志。
一
舊式武俠小說的一個普遍觀念是「快意恩仇」。為了報仇，而且要「快意」，殺人就不算一回事。惡徒固然任意行凶，殺人如麻，即使俠士，殺得性起，竟也殃及無辜。《水滸傳）就寫武松為了報仇，血濺鴛鴦樓，殺了張都監一家老少十餘口，連兒童、馬夫。」丫環、廚師也不能倖免。李逢江州劫法場，更是「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無雙傳》中的古押衙行俠，「冤死者十餘人」。好像英雄們一朝正義在握，就有權對邪派徒眾殺個干凈。我們暫且不論武俠小說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學者所說，證明中國人有潛在的嗜血慾望；但舊武俠小說中這類描述的大量存在，無論從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無疑代表了古代社會留下的一種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說卻從根本上批評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殺戮這種觀念。《射鵬英雄傳》里的郭靖，懷著家國雙重悲痛對完顏洪烈完成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一場思想危機：他「一想到『復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自忖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②甚至一度對學武產生懷疑。《神鵰俠侶》寫楊過為其父楊康報仇，卻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婦「國事為先」的精神所感動，深責「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③後來知道了父親的為人和死因，更是慚愧無地，徹底放棄復仇的念頭。《雪山飛狐》通過苗若蘭之口，道出其父苗人鳳的想法：「百餘年來，胡苗范田四家子孫怨怨相報，沒一代能得善終。……所以我爹立下一條家訓，自他以後，苗門的子孫不許學武。他也決不收一個弟子。我爹說道：縱然他將來給仇人殺了，苗家子弟不會武藝自然無法為他報仇。那麼這百餘年來愈積愈重的血債，愈來愈是糾纏不清的冤孽，或許就可一筆勾銷了。」④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帶有貶義地寫了林平之這個復仇狂。他在為父母報仇這天，居然穿上錦綉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過一個盛大的節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敵有瓜葛的人一概殺死，而且像貓戲弄老鼠似地只顧自己戲弄青城派頭頭余滄海以達到復仇的快意，卻將處於危險中的妻子岳靈珊置於不顧。最後為了報復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動手刺殺了岳靈珊。作者在字里行間不加掩飾地流露出對這一人物的厭惡之情。金庸並不反對殺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卻反對睚眥必報和濫殺無辜。《天龍八部）中的喬峰就說：「咱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濫殺無辜。」⑤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學奠基人魯迅對復讎問題的意見。在魯迅編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一書中，《會稽典錄卷下》收有「朱朗」一條，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諸縣，為烏傷長陳君頁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君頁以病亡，朗乃刺殺君頁子。事發，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針對文中所載朱朗其人其事，魯迅寫了這樣一段案語：案：《春秋》之義，當罪而誅不言於報，匹夫之怨止於其身。今朗父不法，誅當其辜。而朗之復仇，乃及胤嗣。漢季大亂，教法廢壞，離經獲譽，有慚德已。豈其猶有美行，足以稱紀？⑥
魯迅在小說《鑄劍》中，曾贊頌了眉間尺、黑色人於專制統治下不得已而求諸法外向暴君復仇的正義行動。但在這里，他卻嚴厲指斥朱朗的所謂「復仇」。魯迅認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誅當其辜」，「當罪而誅不言於報」，這種行動已無正義性可言，決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強說到報仇，「匹夫之怨止於其身」，豈可像朱朗那樣殺人之子！魯迅這種態度，大體代表了現代人對「復仇」的看法。金庸小說有關復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致，而和傳統武俠小說卻大相徑庭。
二
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裡，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能否掙脫傳統的狹隘民族觀念的束縛，也是檢驗作品有無現代精神的標尺。
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寫了很多「反清復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漢族立場上，反對滿族統治，書中俠士代表正義方面，而「韃子」皇帝則一概為好邪。這種民族關繫上的簡單觀念，既與當時的反清革命思潮有關，也是儒家傳統思想具有某種狹隘封閉性的反映。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繫上，儒家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尊夏貶夷，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⑦主張「用夏變夷」，截然反對「變於夷」，表現出排斥其他民族長處的傾向，用孟子的話叫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民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在一些人眼裡，也都是異常出格的事。武俠小說也深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
金庸最早的小說《書劍恩仇錄》採用漢族一個民間傳說的素材，或許還潛在地留有這類痕跡。
但稍後的小說，隨著作者歷史視野越來越寬廣，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也就越發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贊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助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躪視為歷史上不幸的一頁。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於寫一個宋朝，而以當時中國版圖內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著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三位主角的足跡幾乎遍及中華全境。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省。這位主人公一出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內部的嚴重叛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確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范：講究「夷夏之辨」，忠於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並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歷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於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敵和友么？不間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於契丹，這種觀念真的對么？小說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揭語：「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庄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繼，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別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別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係。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⑨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將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說《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小說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鰲拜而逐漸成長。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致親切。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當台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賑災。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贊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詞。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小說中反清復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⑩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並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的標准。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範文程等大臣的談話。皇太極說：「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只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搖薄賦，解民之困厄。這使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韃子皇帝當真厲害，崇偵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就算闖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隱隱感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於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歷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說中承認並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態度處理各民族間的關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天龍八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三
對於江湖上正與邪、俠義道與黑道、名門正派與魔教之間的斗爭，金庸顯然也有過很多思考。傳統武俠小說出於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一類問題上採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金庸則在小說里寫了許多極復雜的正邪斗爭，其中有部分確實存在著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並沒有觸犯誰的利益，不料所謂「正派」里的嵩山派站出來堅決阻撓和干預，不許他舉行金盆洗手典禮。他們硬給劉正風按上了「結交魔教長老曲洋」的罪名，殺了劉正風全部家屬，最後連身受重傷、逃出來隱居的劉正風，以及曲洋的十二三歲的孫女都不放過。真是殘忍毒辣之至！令狐沖曾經這樣責間嵩山派的費彬：「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麼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別？」恆山派掌門人定逸師太在吃盡嵩山派一再化裝偷襲的苦頭之後，也對令狐沖說：「像嵩山派這樣狼子野心，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小說通過具體情節告訴讀者：是和非，正義和邪惡，不能只按表面名稱來劃分，應該作具體分析。事實上，俠義道和魔教兩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惡勢力。青城派掌門人余滄海，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禪，都在俠義道，卻都是陰險狠毒、作惡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華山派掌門人岳不群這類偽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龍記》中張三豐說的那樣：「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也許金庸對中國近百年來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斷、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歷史狀況實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說里一再寫到了武林中層出不窮的門派斗爭。《倚天屠龍記》不但寫了明教與正教的矛盾，而且寫到了明教內部各種勢力你爭我奪所造成的分崩離析，也寫到了正教各派有時聯合有時爭奪而帶來的相互屠殺和被人利用。《鹿鼎記》中，天地會、沐王府等各種反清勢力只要聚會在一起，總是爭吵誰算正統——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子，還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為此而動起武來。在這些復雜的斗爭中，張無忌出任明教教主後協調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後與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為玉帛，無疑代表著作者的理想，其中實際上也包含了中國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紛爭中吃盡苦頭、付出血的代價所得來的教訓。
金庸對正與邪、英雄與罪人等問題，顯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鵰英雄傳》將結束時，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間有過一場爭論。年邁的成吉思汗回顧一生，意得志滿，認為他所建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及得上他。郭靖卻表示不同意，他說：「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這里所說的意見，當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為民造福，愛護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鵰英雄傳》附錄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對成吉思汗表示過這樣的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中位居第一的軍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雖然也有溝通東西文化的功勞，但對於整個人類，恐怕終究還是罪大於功。《射鵰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為尺度考察各派斗爭的主張，使正邪的鑒別有了客觀標准。這一思想是富有歷史和現實的深度的，雖然它表面上通過武俠小說這種遠離現實的形態呈現出來。
四
舊式武俠小說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模式：行俠——報國——封蔭。所謂「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個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俠義小說，主人公都是「忠義官俠」，實際成為清官家奴，更沒有獨立的人格，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話來說：「終必為一大僚隸卒」。金庸小說雖也寫古代，思想傾向
卻與舊式武俠小說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價值觀念，滲透著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金庸寫了許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們率性而為，行俠仗義，生命可以犧牲，卻絕不做官府的鷹犬；他們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敗，而且反抗幾千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主義色彩。楊過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裡，師徒名分不可逾越，楊過和小龍女卻無視周圍社會的壓力，偏要拋開這名分不管，由師徒變成夫妻。面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姦汙後，楊過仍不以為意，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楊過是禮教習俗的自覺的叛逆者。
不僅楊過一人如此，其他小說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熱誠，全無偽飾；「東邪」黃葯師的灑脫超逸，偏於乖戾；「老頑童」周怕通的了無機心，天真率性；令狐沖的狂放不羈，笑做江湖；狄雲、張無忌的躲開污濁，遁世而居；他們都是獨立的樹，而不是依附的藤蘿。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擯棄「權勢」、「威福」、「玉帛」之類世俗舊觀念，追求自由自在、合於天性的生活。令狐沖說：「人生在世，會當暢情適意，連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還做什麼人？不如及早死了，來得爽快。」這正是個性主義精神的體現。在金庸筆下，連已經繼承了帝位的段譽、段智興，最後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也已拋開一切社會經濟利害的因素，成為一種脫俗的純情的也是理想的性愛。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箏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趙敏為了張無忌，毅然拋開郡主的家門。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財富於不顧，他說：「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凡此種種，無不寄託了作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繫上，主張要為多數民眾的利益著想。贊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繫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樣只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慾橫流，社會公眾利益受到侵害，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只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許多悲劇。只有將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
五
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說註定要遠離現實。但究其實，並不可一概而論。金庸小說的有些內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說是深入現實的筆墨。作為政論家同時又是小說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常常保持著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態度。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見，融匯入小說，轉化成形象。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只要讀讀《射鵰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軍事斗爭，而且對那段歷史很有自己的見解。這一回的文字浸透著一種悲憤的激情，為全書奠定了基調。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檜害死了岳飛。《射鵰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說書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寧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岳飛害死，向金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殺害，等等。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鵬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於香港《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說內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79年，台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做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的所謂「早請示」、「晚匯報」、「三忠於」、「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小說中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眾服有毒葯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葯，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部屬每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說什麼：「教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於天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世不辭。」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著發人深思的現實內容。有關神龍教的描寫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並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別復雜事物的可貴眼力和敢於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即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於「左」傾思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電台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場「紅色風暴」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只有了解這些，我們對金庸小說的評價才能從某些俗見中解脫出來。
不妨舉《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寫作為金庸小說富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例證。東方不敗被殺，任我行恢復教主地位之後，日月神教的骨幹們當著現任教主的面，紛紛揭發批判起東方不敗的罪行。有的說東方不敗「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嚇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有的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如此這般。真是意味深長！事實上，當初東方不敗是被任我行。向問天、令狐沖三人合力殺死的。小說寫東方不敗一人抵擋三位高手，仍游刃有餘，接連施放暗器射傷他們；只在盈盈用計刺傷其男寵楊蓮亭並使之大叫一聲之後，東方不敗才因心神紛亂而中了雙劍。這能叫做「武功低微」、「沒半分真實本領」么？再有，小說早已寫明：東方不敗因練《葵花寶典》（據說乃太監傳下的絕世武功）而先行「自宮」，失去了性能力，他怎麼可能再去「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呢？這豈不是眼見對方已經垮台反正不能再為自己辯護而展開的胡亂批判么！而這類所謂勢如破竹式的「揭發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們見到的難道還少么！小說在這方面顯示的諷刺意味，堪稱入木三分，沒有深刻的觀察和鋒銳的見解，這些筆墨絕對寫不出來！金庸最後兩部小說——《笑做江湖》與《鹿鼎記》中確有不少寓言成分，而這，正是金庸發揮政論家的洞察力與小說家的想像力並使二者得到較好結合的生動證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確又十分獨到的見地。一部《俠客行》，可以說就是反教條主義、反煩瑣哲學、充滿現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說通過不識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譯石壁上那首詩里包藏的絕頂武功，給人豐富的啟示。它的矛頭旨在批判中國傳統經學那種煩瑣解讀模式的錯誤。漢代開始的經學，雖然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牽強附會地尋找微言大義（如把愛情詩《關雎》硬解釋成歌頌「後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證而不得要領，抓住細枝未節卻忘記事情的根本方面，這種迂闊固執的書獃子態度，無論如何總是不可取的。唐詩已經對此有所概括：「魯史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這是傳統經學誤國誤民的生動寫照。金庸小說通過石破天參悟武功過程合情合理的描寫，以現代人的態度，點示了傳統經學教條主義煩瑣解讀的根本弱點，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批判經學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寫的《俠客行·後記》中說：「各種牽強附會的注釋，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嚴重障礙。《俠客行》寫於十二年前，於此意有所發揮。近年多讀佛經，於此更深有所感。」
六
最後，金庸小說的現代意識，還表現在作者用現代心理學眼光來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對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學顯然相當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學的合理方面加以運用，滲透到人物刻畫之中，揭示出變態人物之所以變態的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相當有深度地寫出他們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