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德國作為科技大國，為何科幻小說發展始終不景氣越詳細分越高！！
也不能這么說，不過，國內看的外國科幻小說的確是美國作家居多，其實這和寫作語言有關，現在英語是最為通用的語言，英語作品自然被翻譯得較多。
還有就是德國人較嚴謹，相對比較缺乏想像力，而想像力是寫作科幻小說必備的。
不過，你的一個觀點我不贊同，就是你認為科幻小說作家只是作家，不會去了解專業理論。其實你是完全錯誤的。很多硬科幻作家，他們對於專業理論的了解不次於專業人士，甚至有些科幻小說本身就是專業人士所寫的。
但科技不同
如果他有那個頭腦寫得出大作
那麼他必然有著非凡頭腦 必然會當科學家
這個我也不贊成。很多科幻作家都對科技的發展作出了准確預言，國外的不說，80年代國內有一本小說《小靈通漫遊未來》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在這本小說里，作者預言了很多後來出現的事物，其中就有無繩電話。事實上，前幾年的無線市話命名為「小靈通」，就是對這本小說的致意。但是，這個作者只是一個作家，並不是科學家。
⑵ 80年代文學思潮之清除精神污染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裝異服一詞。總的說，我國的衣著還是單調的，不要把剛剛出現的活潑多樣又打回到古板、單調狀態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們提倡有革命內容的歌曲，提倡昂揚向上的歌曲。對不是淫穢的，不是色情的，沒有害處的抒情歌曲及輕音樂，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須經過批准。要鼓勵創作新的歌曲，來代替格調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學方面，所有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資產階級作家寫作的有名的小說中，即使有點色情描寫也不要緊。我們要禁止的是專門描寫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電影、戲劇、舞蹈、曲藝、雜技等，凡是中央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濫禁亂砍。
第五、節假日中，應允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少數民族舞，共青團要主動組織。現在暫不提倡跳交際舞，待社會風氣有好轉後，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對繪畫、雕塑，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考慮到中國民族習慣，可以採取逐步開放的政策，原則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開設生理衛生課，講生理知識。青年學生對人體構造、生殖機能感到神秘，因為缺乏基本知識。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從下面提出加強兩個文明建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廣泛的。廣播、電視的體育節目要增加。中央電視台要把體育節目辦得豐富多彩。中外體育節目都有，外國的可以用，現在中國的還太少，內容要廣些。大球要播，對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賽可以辦，書法也可以辦，如書法表演，怎樣寫字。謎語、對聯都有廣泛的群眾性。湖南花鼓戲、京劇摺子戲和侯寶林五十年代的相聲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對戲曲很感興趣。相聲的聽眾更多。舉這些例子，無非說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東西太多了。電視要辦得豐富多彩。
「清污運動」中的荒唐事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開展之時，坊間流行一句順口溜：精神污染是個筐，什麼都往裡面裝。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針對的是思想理論和文藝戰線，而傳達到下面，「不能搞」卻變成了「清除」，而且還波及到社會經濟和老百姓生活方式和個人愛好方面去了。
「清污運動」中，理論和文藝界首當其沖。如何分清精神污染和美化生活，在80年代初期，並非小事。一些人借題發揮，精神污染的領域和范圍在當時已經擴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馬克思傳》內頁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而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獲得世界冠軍的女子體操運動員在高低杠上的動作，而被某些地方當作「黃色照片」加以收繳。有的地方查出一歲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為「淫穢照片」。
在「反異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中，一些報刊發表文章指責商務印書館在搞「精神污染」，甚至將當時青年的「思想混亂」歸罪於讀了西方譯著。《讀書》雜志也被批評宣傳馬列主義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說法，編輯承受了莫大壓力。有人甚至要《讀書》改變方針，辦成輔導青年讀書的雜志。據說，當時有兩個方案，一為合並二為交出。包括范用、陳翰伯在內的幾人輪流被談話，他們一致據理抗辯，風波終於過去。
文革後的科幻文學方興未艾，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作品，結果在「精神污染」運動中直接中槍，受到直接正面的打擊。批評科幻「散布懷疑和不信任，宣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傾向，正在嚴重地侵蝕著我們的某些科幻創作。」「極少數科幻小說，已經超出談論『科學』的范疇，在政治上表現出不好的傾向。」一時間，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門風聲鶴唳，噤若寒蟬。出版管理機關多次發文禁止刊發科幻小說，相關雜志紛紛停刊整頓。有一段時間，全國沒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雖然1980年代後期，新一代科幻作家開始成長，並時有佳作，但再也沒有恢復到1978年的 「舉國繁榮」，直到今天。
「清污」波及到各領域，包括日常生活；揭發、批判不斷升級，好象第二次「文革」開始了，引起了社會的混亂與不安。期間類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斷出現。例如北京市委大樓公然告示：男士大包頭，女士披肩發，塗脂抹粉，佩戴首飾者，均不得進入大樓；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內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揚：「共產黨要『四化』，周揚要『一化』」。工廠門口有人站崗，對留長發、穿奇裝異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準入內。甚至，有些地方組織工人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在經濟領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商品經濟就被當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南開大學教授就在《天津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經濟理論界的精神污染。
⑶ 劉慈欣說的80年代對科幻小說的大圍剿是什麼事
七十年來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流源的科普作家和科學技術界、甚至是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大家都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對科幻小說形式的反對，人民日報撰文公開批判科幻小說為「精神污染」。在這一時期，科幻小說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科幻作者們紛紛放棄創作，從事技術的回歸技術工作、從事寫作的回歸文學創作。
這一特定的時期要分兩方面看。
其一，從外部氛圍看，剛剛經歷了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人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都處於一種特殊狀態，一是渴望科學，需要真正的純粹的科學技術普及、而非幻想，二是思維慣性，因為長時間的禁錮，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對一些不符合自己的思維方式的東西容易上綱上線的批判，特別是掌握了話語權的人。
其二，從內部科幻作者團體看，在這之前的幾十年中，科幻小說主要是由技術愛好者寫作，鮮有具備很好的文學創作功力的作者，所以很長一段時期科幻小說一直是以類似「科普」的形式存在的，這也是為什麼會被科學界所批判，因為「幻」了就不科普了。
直到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科幻世界雜志的興起，中國的科幻小說才重新振興。
⑷ 關於科幻的疑問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科幻作品創作到今天為止，已然有了百餘年歷史。
然而自魯迅時代及其後七八十年時間里，科幻作品多以「普及科學知識」的面目出現，故而在非文學的功利性道路上愈行愈遠。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說總是具有相對強烈的科學啟蒙特質，故而在傳統主流文學創作領域乃至科幻作者本身，大都將它歸類到少年讀物一類。
直到1978年以後，以《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代表的一批優秀科幻作品以及以童恩正、葉永烈、鄭文光、劉興詩為代表的科幻作者群體的涌現，幾乎可以稱作是中國科幻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之一。
這個階段的科幻作品逐漸從少兒化向成人化轉變，同時其中的科學元素從最初以體現傳播和教育的功能為主的前台向著以設置背景為主的後台轉變。也即從非文學的尷尬地位開始向著大眾文學轉移。盡管這些作品更多的是借用科幻的外殼，本質上依舊是冒險或者警匪小說（如倪匡的衛斯理系列小說，科幻設置在其中不過是背景），但其中也不乏擁有真正科幻內涵的作品。以《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例，死光作為一種道具，他小說本身起到相當大的情節推進作用。盡管小說本身的語言並沒有任何出眾之處，然而既然文章能夠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並且被改編成電影就很能說明當時的社會主流已然認識到科幻小說這一游離於傳統文學類型之外的作品類型了。
如果科幻作品在當時能夠獲得與他同時進入中國主流文壇的現代主義作品同等的地位，那麼在當時以改革開放為背景，中西方在文化以及各種文化思潮的交流之下，科幻實現一次強而有力的走入主流文學市場，甚至開創一個中國式的「科幻黃金時代」也不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可以從八十年代末期到今日，《科幻世界》雜志的崛起上得到充分印證：目前該雜志作為一份實際上質量並不算太高的讀物，以平均三十萬份、最高四十萬份的月銷售量穩穩占據世界科幻歷史上科幻類雜志銷量第一的位置。這幾乎是六七十年代科幻作品在美國炙手可熱的時候，所有的科幻類刊物的月銷售量的總和。
自1979年開始，趙之、魯兵、甄朔南、陶世龍等科普作家以《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專欄為陣地，對當時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進行了系統的批判。
1980年，錢學森在全國出版工作者會議上發表講話，表達了自己對科幻小說的反感。
1983年上半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在文學理論界中展開。科幻作品被定義為「精神污染」
1983年11月5日的《人民日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聲稱：「一些掛上『科學幻想』的招牌的東西已經在社會上流行起來，並已造成科學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極少數科幻小說，已經超出談論『科學』的范疇，在政治上表現出不好的傾向。」[1]
與此同時，科幻文學是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也被提上桌面。該問題所關心的是科幻到底是一種文學體裁，還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當時，在第一線從事科幻創作的作者們，幾乎都認同科幻小說是一種文學樣式。而科普評論家、科學家和有關領導則判定科幻小說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他們以此為出發點，要求科幻小說更多地圍繞著科學內容展開，壓縮其中情節、背景描寫、人物刻畫等文藝成份，實質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說的文學本質。
在現今回顧這一段歷史，搜尋這場爭辯的相關資料的時候，我們很快看到了讓人哭笑不得的一點：作為這樣一場咋政策上決定一種在國內現實存在，在國外正經歷著一場名為「賽伯朋克」革命的文體之生死存亡的討論，居然從來不曾有主流文學界人士介入。
故而以科幻作者和科學家、科普批評者、文學機構上的領導構成的爭論雙方所關注的焦點，從科幻小說中所設定或者預知的科學構想，到作品中反映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問題，進行了漫長而沒有任何意義的爭辯。
當時的科幻作者面臨著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他們大多是理科出身，對文學尤其是科幻文學的認識大多本身就沒有太深刻和獨到的見解；然而他們筆下所涉及的領域又往往並非他們自己所擅長的部分。故而面對著質問和批判，他們能夠進行回應的，往往是在那些遠離文學范疇、他們自己也不甚精通的各門類科學理論的詰問。同時，作為科學工作者，黨政機構的一次次審查給予他們的日常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當時科幻作者的「領頭羊」鄭文光突發腦溢血癱瘓，各大科幻期刊被勒令停業整頓。在這樣的背景下，幾乎所有的作者都選擇了妥協的方式。以撰寫科普作品出身，當時唯一的專業科幻作家葉永烈為例，1984年成為專業作家之後，不再進行科幻領域的創作，而是轉向紀實文學方面的寫作，算是為自己正了是作者而非科普工作者的名。
從1983年11月算起，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中國當時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徹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標簽。各類科普雜志上不再發表科幻作品，圖書市場無論是國外的作品引進還是本土作家的創作，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創性出版活動幾乎都被徹底停止。
其時，著名科幻理論家吳岩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感嘆：「現代科學精神在中國普羅大眾中從來就沒有生根。」
這一個階段，曾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科幻領域的斷裂期：沒有作品，沒有批評。彷彿從來就不存在這樣的事物。
在一片缺乏科學精神的土壤里，作為承接和融合了科學與幻想的科幻作品以及科幻作者大都是孤立無援的。而且以其內容的復雜性和思想的難以把握，它往往同時受到來自文學界和科學界兩方面的困難包圍。鑒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八十年代初期的這一批作者，在這兩重包夾之下，還多了一層無所不在的政治因素。
之後一直到90年代初期，隨著《科幻世界》的壯大，中國科幻才逐漸開始邁出回復元氣的步伐。但是在經歷了十幾年的潛伏期之後：「當七十年代末中國文化百廢待興時，科幻文學與主流文學一起復興，一起學習國外創作的先進經驗。但是當九十年代中國科幻再一次復興時，主流文學已經「經歷了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等一個又一個文學思潮，作家們的寫作水準越來越高，趨向成熟。科幻小說在這期間一直是一個零生產狀態。到了九十年代，當純文學將國外的各種文藝思潮操練了一遍，出現多元化格局的時候，剛剛復甦的中國科幻小說在審美和藝術水準上只能望其項背，有些科幻作品在藝術性上還不如八十年代的作品。」[2]
不過顯然，科幻作者和讀者大多有些理想主義的傾向。甚至於其中很有一部分人對科幻這一融合了科學與幻想的存在抱著類似於宗教精神的依戀和責任感。很多活躍在七八十年代的作者、讀者，以及在90年代之後為科幻之復興所吸引的評論者開始對科幻批評以及科幻理論研究方面進行學理性的研究。較為有代表性的有吳岩、星河、姚海軍等。
從此開始，中國科幻逐漸走向世界。《科幻世界》雜志社在1991年、1997年、2007年分別承辦了三次世界科幻（奇幻）大會。除了更多地吸引了一大批科幻讀者之外，它最為重要的功能是推進了科幻理論的發展。科幻，不僅僅是小說和電影。
縱觀中國科幻的百年發展歷程，總得說起來，大約有四次高峰。第一次是在世紀之初，科幻作為一種來自於西方，承載著「啟蒙」的大潮奔涌而來，不過它的發展很快就在民族運動當中消亡；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那個時代的一切文學幾乎都伴隨著口號式的意識形態的束縛；第三次便是在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初期的興盛，然而本來應該是進入最為純粹發展階段的科幻作品，卻又一次地被政治所壓迫；第四次便是當下，落後於世界二十年的科幻，要解決的問題從來不只在於創作。
別處轉載希望對你有所啟發，謝謝
⑸ 電影《流浪地球》取得巨大成果是否說明「國內文化創作環境不好」只是借口
開始是評論家站在科學普及的立場，批評小說中科學知識的錯誤，作家們則認為，科幻是文學，更重要的是激發想像力和對科學的興趣，不是傳授具體的科學知識。這樣的爭議漸漸升級，觸及到了科幻小說的本質，是「科」還是「文」？
《中國青年報》的「科普小議」欄目成為辯論意見最為集中、尖銳的一塊陣地。一邊是科學評論家們批評「違反科學的幻想」，一邊是科幻作家們的自我辯護。作家們沒有後援，評論界則獲得了部分科學家的支持，錢學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個壞東西，因為科學是嚴謹的，幻想卻沒有科學的規范。科學和幻想是兩種不相乾的、敵對的東西。
科幻創作界受到重創，鄭文光剛完成的長篇《戰神的後裔》預計作為《科幻海洋》頭條發表，雜志都已經制好版，突然接到上頭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為科幻出版重鎮，被勒令整頓。1983年4月26日，編輯葉冰如把這個壞消息告訴鄭文光，並約好第二天去辦公室取迴文稿。
但是第二天鄭文光沒有去取稿，他早上突發腦溢血，卧床半年後，終於能夠站立並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縮，不能正常發音。他的創作生涯從此結束――這一年，他54歲。
葉冰如說，鄭文光那時候是科幻界實際上的領頭羊，他也是第一個倒下的科幻作家，隨後，葉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蕭建亨先後出國，其他科幻作家紛紛封筆。有一段時間，全國沒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
「清污」很快就在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干預下偃旗息鼓了。但對於科幻來說，1978年，其興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雖然1980年代後期，新一代科幻作家開始成長，並時有佳作，但再也沒有恢復到1978年的「舉國繁榮」，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國的專業科幻作家仍鳳毛麟角。好像國際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國這一塊，中國的科幻還有未來嗎？
如果當年，中國科幻的生存環境稍微好一點，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風險能力更強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說服力的作品產生……
⑹ 起點的小說 豬腳魂穿吧好像 那個世界有怪物看了會精神污染豬腳身體好像有個 書名
是《校園奇俠》 主角在小時候在登山的無意間釋放戰神和魔主兩位老人，後一直在他身體里，是九天魔女 第四十六章 現代鑄劍師
⑺ 網上的小說簡直就是精神污染啊，為什麼還會有人去看，花錢買垃圾
網路爽文簡直就是屎，跟小學生寫作文一樣。處處透著康熙微服私訪記的感覺。把自己意淫和幻想寫在上面。
⑻ 從「精神污染」到資本香餑餑，國產科幻電影什麼時候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科幻作品創作到今天為止，已然有了百餘年歷史。
然而自魯迅時代及其後七八十年時間里，科幻作品多以「普及科學知識」的面目出現，故而在非文學的功利性道路上愈行愈遠。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說總是具有相對強烈的科學啟蒙特質，故而在傳統主流文學創作領域乃至科幻作者本身，大都將它歸類到少年讀物一類。
直到1978年以後，以《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代表的一批優秀科幻作品以及以童恩正、葉永烈、鄭文光、劉興詩為代表的科幻作者群體的涌現，幾乎可以稱作是中國科幻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之一。
這個階段的科幻作品逐漸從少兒化向成人化轉變，同時其中的科學元素從最初以體現傳播和教育的功能為主的前台向著以設置背景為主的後台轉變。也即從非文學的尷尬地位開始向著大眾文學轉移。盡管這些作品更多的是借用科幻的外殼，本質上依舊是冒險或者警匪小說（如倪匡的衛斯理系列小說，科幻設置在其中不過是背景），但其中也不乏擁有真正科幻內涵的作品。以《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例，死光作為一種道具，他小說本身起到相當大的情節推進作用。盡管小說本身的語言並沒有任何出眾之處，然而既然文章能夠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並且被改編成電影就很能說明當時的社會主流已然認識到科幻小說這一游離於傳統文學類型之外的作品類型了。
如果科幻作品在當時能夠獲得與他同時進入中國主流文壇的現代主義作品同等的地位，那麼在當時以改革開放為背景，中西方在文化以及各種文化思潮的交流之下，科幻實現一次強而有力的走入主流文學市場，甚至開創一個中國式的「科幻黃金時代」也不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可以從八十年代末期到今日，《科幻世界》雜志的崛起上得到充分印證：目前該雜志作為一份實際上質量並不算太高的讀物，以平均三十萬份、最高四十萬份的月銷售量穩穩占據世界科幻歷史上科幻類雜志銷量第一的位置。這幾乎是六七十年代科幻作品在美國炙手可熱的時候，所有的科幻類刊物的月銷售量的總和。
自1979年開始，趙之、魯兵、甄朔南、陶世龍等科普作家以《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專欄為陣地，對當時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進行了系統的批判。
1980年，錢學森在全國出版工作者會議上發表講話，表達了自己對科幻小說的反感。
1983年上半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在文學理論界中展開。科幻作品被定義為「精神污染」
1983年11月5日的《人民日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聲稱：「一些掛上『科學幻想』的招牌的東西已經在社會上流行起來，並已造成科學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極少數科幻小說，已經超出談論『科學』的范疇，在政治上表現出不好的傾向。」[1]
與此同時，科幻文學是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也被提上桌面。該問題所關心的是科幻到底是一種文學體裁，還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當時，在第一線從事科幻創作的作者們，幾乎都認同科幻小說是一種文學樣式。而科普評論家、科學家和有關領導則判定科幻小說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他們以此為出發點，要求科幻小說更多地圍繞著科學內容展開，壓縮其中情節、背景描寫、人物刻畫等文藝成份，實質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說的文學本質。
在現今回顧這一段歷史，搜尋這場爭辯的相關資料的時候，我們很快看到了讓人哭笑不得的一點：作為這樣一場咋政策上決定一種在國內現實存在，在國外正經歷著一場名為「賽伯朋克」革命的文體之生死存亡的討論，居然從來不曾有主流文學界人士介入。
故而以科幻作者和科學家、科普批評者、文學上的領導構成的爭論雙方所關注的焦點，從科幻小說中所設定或者預知的科學構想，到作品中反映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問題，進行了漫長而沒有任何意義的爭辯。
當時的科幻作者面臨著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他們大多是理科出身，對文學尤其是科幻文學的認識大多本身就沒有太深刻和獨到的見解；然而他們筆下所涉及的領域又往往並非他們自己所擅長的部分。故而面對著質問和批判，他們能夠進行回應的，往往是在那些遠離文學范疇、他們自己也不甚精通的各門類科學理論的詰問。同時，作為科學工作者，黨政的一次次審查給予他們的日常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當時科幻作者的「領頭羊」鄭文光突發腦溢血癱瘓，各大科幻期刊被勒令停業整頓。在這樣的背景下，幾乎所有的作者都選擇了妥協的方式。以撰寫科普作品出身，當時唯一的專業科幻作家葉永烈為例，1984年成為專業作家之後，不再進行科幻領域的創作，而是轉向紀實文學方面的寫作，算是為自己正了是作者而非科普工作者的名。
從1983年11月算起，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中國當時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徹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標簽。各類科普雜志上不再發表科幻作品，圖書市場無論是國外的作品引進還是本土作家的創作，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創性出版活動幾乎都被徹底停止。
其時，著名科幻理論家吳岩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感嘆：「現代科學精神在中國普羅大眾中從來就沒有生根。」
這一個階段，曾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科幻領域的斷裂期：沒有作品，沒有批評。彷彿從來就不存在這樣的事物。
在一片缺乏科學精神的土壤里，作為承接和融合了科學與幻想的科幻作品以及科幻作者大都是孤立無援的。而且以其內容的復雜性和思想的難以把握，它往往同時受到來自文學界和科學界兩方面的困難包圍。鑒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八十年代初期的這一批作者，在這兩重包夾之下，還多了一層無所不在的政治因素。
之後一直到90年代初期，隨著《科幻世界》的壯大，中國科幻才逐漸開始邁出回復元氣的步伐。但是在經歷了十幾年的潛伏期之後：「當七十年代末中國文化百廢待興時，科幻文學與主流文學一起復興，一起學習國外創作的先進經驗。但是當九十年代中國科幻再一次復興時，主流文學已經「經歷了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小說、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等一個又一個文學思潮，作家們的寫作水準越來越高，趨向成熟。科幻小說在這期間一直是一個零生產狀態。到了九十年代，當純文學將國外的各種文藝思潮操練了一遍，出現多元化格局的時候，剛剛復甦的中國科幻小說在審美和藝術水準上只能望其項背，有些科幻作品在藝術性上還不如八十年代的作品。」[2]
不過顯然，科幻作者和讀者大多有些理想主義的傾向。甚至於其中很有一部分人對科幻這一融合了科學與幻想的存在抱著類似於宗教精神的依戀和責任感。很多活躍在七八十年代的作者、讀者，以及在90年代之後為科幻之復興所吸引的評論者開始對科幻批評以及科幻理論研究方面進行學理性的研究。較為有代表性的有吳岩、星河、姚海軍等。
從此開始，中國科幻逐漸走向世界。《科幻世界》雜志社在1991年、1997年、2007年分別承辦了三次世界科幻（奇幻）大會。除了更多地吸引了一大批科幻讀者之外，它最為重要的功能是推進了科幻理論的發展。科幻，不僅僅是小說和電影。
縱觀中國科幻的百年發展歷程，總得說起來，大約有四次高峰。第一次是在世紀之初，科幻作為一種來自於西方，承載著「啟蒙」的大潮奔涌而來，不過它的發展很快就在民族運動當中消亡；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那個時代的一切文學幾乎都伴隨著口號式的意識形態的束縛；第三次便是在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初期的興盛，然而本來應該是進入最為純粹發展階段的科幻作品，卻又一次地被政治所壓迫；第四次便是當下，落後於世界二十年的科幻，要解決的問題從來不只在於創作。
別處轉載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⑼ 為什麼現在中國科幻小說沒落了
27天決定科幻界命運起伏
陳潔
80後們今天或許已經沒幾個聽說過專有名詞「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經歷了一個運動不斷的時代之後，作為那個時代的尾聲和迴光返照，「清污」運動來勢迅猛卻短平快，後勁不足，短短27天後便銷聲匿跡。除了留下些許談資話柄外，似乎不留痕跡。
但就是這場驟雨，在事實上改寫了中國科幻小說創造和出版的歷史。
方興未艾正當時
1978,改革開放元年。隨著風氣漸開，科幻文學也迎來了春天，創作和出版呈現出飛速發展的兩旺勢頭。
對科幻人來說，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也是一個不可復制的高峰。從葉永烈發表十年動亂後第一篇科幻小說《石油蛋白》開始，科幻創作可謂風起雲涌。直到今天，中國科幻代表作和經典之作，無論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小靈通漫遊未來》、《珊瑚島上的死光》，還是科幻文學界普遍認可的《飛向人馬座》，幾乎都是那幾年集中誕生的。
葉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靈通漫遊未來》，1978年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成為整整一代人的科學啟蒙書，首印100多萬冊，先後發了300萬冊，這個原創科幻小說的發行紀錄至今沒有被打破。我們今天還在用的通訊設備「小靈通」，名字即出自這里。
童恩正創作的《珊瑚島上的死光》出版後，科學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懷、愛國主義和反抗國際敵人的正義，這樣的配料足以令國人熱血沸騰。對那時候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1980年拍成的同名電影是他們平生看過的第一部科幻電影，現在的歸類屬「驚悚片」。而今天，互聯網上流行著同名網路游戲，玩手眾多。
《飛向人馬座》則被認為代表了科幻小說在文學領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鄭文光兩次獲得全國少兒文藝創作一等獎。1999年，已經成為中國科幻作品刊載平台龍頭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華大學慶祝創刊20周年，並舉行銀河獎頒獎儀式。「科幻小說銀河獎」是中國科幻界唯一重要獎項。《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獎項中單獨設立唯一「終身成就獎」，頒給已經退出科幻創作舞台十多年的鄭文光，以表彰他對新中國科幻小說創作事業所作出的無可替代的傑出貢獻。
除了這三大力作，當時熱門的科幻小說還有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金濤的《月光島》，劉興詩的《美洲來的哥倫布》，蕭建亨的《密林虎蹤》，童恩正的《雪山魔笛》，葉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丟了鼻子以後》，鄭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曉達的《波》等。
1979年，嚴文井主持召開兒童文學創作會議，與會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議編選《中國30年(1949年-1979年)兒童文學作品選》，其中「科學文藝」與「小說」「散文」一樣，單獨列為一卷。同年，「第二屆全國兒童文學獎」在人民大會堂頒獎，科學文藝作品入選24部，一等獎是《小靈通漫遊未來》和《飛向人馬座》，獲二等獎的有葉至善、蕭建亨、童恩正和魯克四人的作品，當時的科幻創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強勢由此可見一斑。
據科學普及出版社的編輯白金鳳回憶，當時是有一個科幻創作界的，一個群體，很團結也很高產，有老作家，也有劉佳壽、魏雅華、宋宜昌等新秀，包括還只是中學生的吳岩。
圍繞著這個群體，科幻文學的發表和出版也很紅火。那幾年，幾乎所有的文學刊物和科學報刊都爭相發表科幻作品，幾乎所有的科技類出版社對科幻小說的出版都是敞開大門的。內地的科幻刊物有5-8個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蘇科技出版社的《科學文藝譯叢》、四川省科協的雙月刊《科學文藝》、科學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創辦的中國第一份科幻專刊《智慧樹》。哈爾濱市科協動議創辦中國第一份科幻小說專報，從1981年開始，先在《科學周報》的副刊上設8版增刊作為試刊，名之以《中國科幻小說報》。除了這些專門發表科幻文學的陣地，還有《少年科學》、《科學時代》、《科學畫報》等積極刊發科幻作品的科普雜志。
中國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鎮」：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龍江，集中地同步展現著中國原創科幻的水準。而自從1980年2月19日鄭文光、童恩正、葉永烈、蕭建亨四人在《光明日報》發表關於科幻小說創作談，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剛」或「四大天王」的說法。後來，「四大金剛」的陣容有所改變，蕭建亨創作漸少，慢慢淡出，劉興詩補進來，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科幻小說創作的真正繁榮不完全表現在多產，文學質量也全面提升，積極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幟鮮明地尋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時間的科幻創作，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人物姓名普遍中國化，少見「托馬斯」和「安妮」了，故事場景也每每設在本土而非S國。鄭文光就是憑借寫中國歷史的《地球的鏡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雜志，並被香港報道為「中國科幻之父」，雖然這個稱號後來也給他帶來了好些麻煩。
科幻創作的題材也趨於現實。鮮為人知的是，文學圈流行過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都有相應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營》引用《白毛女》「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寫文革期間，造反派給「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發其返祖現象，長出尾巴來，變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當時已經開始獲得主流文學界的承認，《珊瑚島上的死光》發表在《人民文學》，並躋身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飛向人馬座》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麼說，當年的中國原創科幻正處於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勢待發，醞釀著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這時候遭遇到的歷史寒流，幾乎釀成滅頂之災。借用魏雅華在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話說：「1980年，中國至少有三四十種專業科幻刊物和報紙，還有兩百多種文學期刊、一百七八十種科普期刊，中國一千多種報紙都在競相發表科幻小說，每年都有數百篇上千篇原創作品問世，那樣的輝煌留給我們的，是一種近乎凄美的記憶。」「中國的科幻小說一跤摔倒，二十多年過去，元氣大傷的中國科幻至今沒爬起來。」
姓科姓文的爭論
在說中國科幻遭遇的毀滅性打擊之前，應該提到這之前的「科文之爭」。早在1979年，科幻文學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議就已經浮出水面。之所以產生分歧，要從中國科幻的歷史說起。
建國初期，中國並沒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過程中，由鄭文光創作了新中國第一部貼著「科幻小說」標簽的《從地球到火星》，發表在1954年的《中國少年報》上，由此還引起了北京地區的火星觀測熱潮。從此，科幻作為科學普及教育的一種生動形式，被保留和延續了下來。
長期以來，科幻小說在中國更通俗的稱謂是從前蘇聯引進的「科學文藝」，是「科學」而不是科學「幻想」。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國科幻的第一個創作高峰是伴隨著周恩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出現的。改革開放初期的第二次創作高峰，也是因為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隨著「科學的春天」一起到來的。
這樣的「家庭出身」和「成長背景」，使得中國科幻一開始就打上了兩個烙印：給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個必須有「集體歸屬」的時代，科幻卻一直懸在科學圈和文學圈之間，沒有著落。它更多的屬於科學界，但相對於科研，科普只是科學界的一小塊，科幻則是正規科普工作的補充形式。在文學界，它只是兒童文學的一個分支，邊緣的邊緣。
事實上，中國第一代科幻作家幾乎都是科學工作者，鄭文光是中山大學天文系第一批畢業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員，劉興詩是四川地質學院教師，其他如古生物學家劉後一、張鋒、人類學家周國興、醫學家李宗浩等。葉永烈畢業於北大化學系，《小靈通漫遊未來》其實算科普小說，更不用說科普讀物《十萬個為什麼》了，所以他1979年獲得的是「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稱號。
但科幻小說家們並不認可這樣的地位和定位，他們既不是只寫給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為了科普，他們的寫作有更遠大的理想。有社會批判、人性洞察，他們要寫社會、寫民族、寫對科學和人類命運的思考。
於是，矛盾出現了。
開始是評論家站在科學普及的立場，批評小說中科學知識的錯誤，作家們則認為，科幻是文學，更重要的是激發想像力和對科學的興趣，不是傳授具體的科學知識。這樣的爭議漸漸升級，觸及到了科幻小說的本質，是「科」還是「文」？
《中國青年報》的「科普小議」欄目成為辯論意見最為集中、尖銳的一塊陣地。一邊是科學評論家們批評「違反科學的幻想」，一邊是科幻作家們的自我辯護。作家們沒有後援，評論界則獲得了部分科學家的支持，錢學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個壞東西，因為科學是嚴謹的，幻想卻沒有科學的規范。科學和幻想是兩種不相乾的、敵對的東西。
為了應對科文之爭，鄭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軟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爾納，更多從哲學、社會學角度反思科學的SoftSF則有代表人物威爾斯。但這樣的理論建設並沒有化解科文之爭，更大的觀念沖擊和正面沖突已經勢不可擋。
科幻有多超前
也許我們必須了解科幻在中國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當時多麼不容易被正確認識和理解。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編輯葉冰如的一段回憶可以作為當時佐證。1978年，她約到了《飛向人馬座》書稿，卻完全看不懂。當時，經過十年動亂，國家還很貧弱，買米買豆腐都需要「票」，「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仍是多數人的生活夢想，買個立櫃就算添了件大傢具，新婚夫婦惹人眼紅的「三大件」是自行車、縫紉機和手錶，學生能有支鋼筆掛在胸前是很可驕傲的事情，社會上的人在談論出身、平反、四人幫，進步一些的，談論剛恢復的高考、夜校……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居然還有一群人，嘴裡蹦的詞是中微子，星際航行，轉基因，大爆炸，時間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間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機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戰……學中文、愛語言、做文學編輯，葉冰如卻無力切入科幻作家們的語言系統，一般人說「想不起來」，他們說「腦子短路」，一般人說「像木頭人一樣」，他們說「成了植物人」，這些新詞對葉冰如來說，陌生又新奇，似乎帶著另一個世界的氣息。
葉冰如的感覺或許能折射出當時科幻對社會上普通讀者的沖擊力。科幻創作之超前還可以舉個例子：給《飛向人馬座》書稿配插圖。所有的人都認為插圖應該富有現代感，但插圖畫家很發愁，怎麼才能有現代感，誰都不知道。小說中的人物穿什麼衣服？當時人一般穿藍色制服，街上能見到的只有深藍、淺灰、純黑三種顏色，風氣才剛開放，最時髦的也不過是白色或微帶粉色的「的確良」。結果畫出來的宇航員，統統穿四個大口袋的筆挺制服。文中有一張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轉動的金屬椅子，插圖作者只見過方木椅、長木凳，再高級一點，領導幹部坐的藤椅、沙發……畫來畫去，脫不出這類模樣。「能轉動」的「金屬椅」？沒聽說過，更沒見過，也想像不出來。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說科幻對於普通人來說超前了太多，那麼對於科學界恐怕也超前了幾步。《太平洋人》說從太平洋底分裂出一個行星，上面的猿人復活了。科學評論家指出，「死而復活違反自然規律」，「陶器的出現是新石器時代的標志，新石器時代的人屬於智人」，小說里二百萬年前的猿人能製造陶罐「無論如何也講不通」，「是對人類發展史和考古學的極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描寫科考隊在珠穆朗瑪峰發現恐龍蛋化石並孵化出古代恐龍，被古生物學家批評為「偽科學」，會毒害青少年的。於是牽扯到科幻小說的社會性問題，限定給少兒看的小說，不合適寫愛情、犯罪、社會反思。否則就是「低級趣味」，但科幻作家對科學、社會、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現？
爭論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理論辨析和建設對於科幻創作本來是大有幫助的，卻在彼此惡意攻擊的吵鬧中被攪成了渾水。批評的焦點很快從這些純技術問題轉為科幻小說的性質問題、社會影響，最後上升到政治問題。評論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風頭正健的葉永烈，他的高產被認定為賺稿費的唯利是圖。魏雅華的成名作《溫柔之鄉的夢》寫機器人妻子對主人百依百順，溫柔之極，卻不能讓人滿意。被批評為「反社會主義」、「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說」。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草
就在科文之爭鬧得不可開交之際，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開始了。
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曾在《周揚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運動的導火索是對周揚、王若水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批判。文革結束後，全社會思想解放，對於「人」的認識和討論風行一時。1980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觀」的討論轟動一時，同年《人民日報》發表《人道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嗎？》影響很大。
3月的「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會」上，周揚的講話稿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講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系，和人的異化問題。據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的說法，胡喬木對講話不滿，但沒有直接當面表達，卻臨時調整會議安排，旋即出現理論文藝界「存在精神污染現象」的論調，稱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很快，「精神污染」字樣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標題和社論中，相關文章連篇累牘。
在這場運動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擊。批評科幻「散布懷疑和不信任，宣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傾向，正在嚴重地侵蝕著我們的某些科幻創作。」「極少數科幻小說，已經超出談論『科學』的范疇，在政治上表現出不好的傾向。」一時間，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門風聲鶴唳，噤若寒蟬。出版管理機關多次發文禁止刊發科幻小說，相關雜志紛紛停刊整頓，已經試刊成功的《中國科幻小說報》，申請刊號的報告再也沒有下文。最嚴重的時候，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發表一篇科幻小說。
科幻創作界受到重創，鄭文光剛完成的長篇《戰神的後裔》預計作為《科幻海洋》頭條發表，雜志都已經制好版，突然接到上頭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為科幻出版重鎮，被勒令整頓。1983年4月26日，編輯葉冰如把這個壞消息告訴鄭文光，並約好第二天去辦公室取迴文稿。
但是第二天鄭文光沒有去取稿，他早上突發腦溢血，卧床半年後，終於能夠站立並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縮，不能正常發音。他的創作生涯從此結束——這一年，他54歲。
葉冰如說，鄭文光那時候是科幻界實際上的領頭羊，他也是第一個倒下的科幻作家，隨後，葉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蕭建亨先後出國，其他科幻作家紛紛封筆。有一段時間，全國沒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
「清污」很快就在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干預下偃旗息鼓了。但對於科幻來說，1978年，其興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雖然1980年代後期，新一代科幻作家開始成長，並時有佳作，但再也沒有恢復到1978年的「舉國繁榮」，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國的專業科幻作家仍鳳毛麟角。好像國際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國這一塊，中國的科幻還有未來嗎？
如果當年，中國科幻的生存環境稍微好一點，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風險能力更強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說服力的作品產生……
⑽ 中國科幻小說是怎樣被「殺死」的
科幻文學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議就這樣浮出水面。科學家們從科普的角度批評小說中的錯誤，錢學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個壞東西，因為科學是嚴謹的，幻想卻沒有科學的規范；作家們則認為，科幻是文學，更重要的是激發想像力和對科學的興趣，不是傳授具體的科學知識。
就在科文之爭鬧得不可開交之際，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開始了。
在這場運動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傾向，正在嚴重地侵蝕著我們的某些科幻創作。」「極少數科幻小說，已經超出談論『科學』的范疇，在政治上表現出不好的傾向。」
一時間，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門風聲鶴唳，噤若寒蟬。出版管理機關多次發文禁止刊發科幻小說，相關雜志紛紛停刊整頓，已經試刊成功的《中國科幻小說報》，申請刊號的報告再也沒有下文。最嚴重的時候，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發表一篇科幻小說。